在Capital One，“数据驱动”贯穿了所有的毛细血管，不论是人员招聘，还是组织架构。

而所有产品的推出，更是将“数据说话”，推到了极致。

当时刚毕业不久就加入Capital One的周静，也被公司内部系统所震慑——整个公司，就如巨大的创新机器，每一个小部门，就相当于是内部创业的小团队。

“只要你有idea，且有数据论证可行，就可拉动全公司的资源和人力，开始推进”，周静称。

而基于数据的测试和学习（test and learn），是Capital One这个创新机器内部，轰隆作响的发动机和心脏。

“我们几乎每个月就将全美国人的数据，刷一遍，去找潜在客户，开发新产品，或迭代原有产品”，黄爽称。

上一个新的产品之前，Capital One会将同一个客群，分为数百组，针对不同组的客户，营销不同价的产品，来测试接受度、坏账率以及利润，从而选出最优方案。

就如在一片土地上，撒下不同的种子，等待发芽开花，并挑出最优品种。

“每天，Capital One都有上千，甚至上万组这样的测试在进行”，曾在Capital One担任统计部资深总监的刘志军称。

测试的细节，细到什么程度？

“你发信的时候，是粉红色的信封还是粉蓝色的信封，给客户的邮件，是需要签字还是不要签字等等，都要去测试，看反馈的数据来决策”，周静称。

一旦产品被数据反复验证后，就进入“审判”阶段。

在一个偌大的会议中，台下坐着Capital One整个公司的业务负责人，“你要像律师一样上台，用事实和雄辩去征服他们”，黄爽将其称之为“上庭”。

这个过程让黄爽感觉无比刺激，同时紧张万分，“你的产品要有漏洞，在台上会被问死”。

一旦通过了“审判”，公司这个创新机器就会全力发动，调配所有资源，唯你所用，推动你的产品。

这简直是一场场的智力赛跑。

“2003年之前的Capital One，不像一个金融公司，更像一个互联网公司”，黄爽称，公司就如大学校园，大家都不修边幅，明显的“学术校园风”。

“当时，公司最爱提的口号是reach for the star（仰望星空），不断追求，不断超越，身边环绕的青年才俊们，挺吃这一套”，黄爽也曾被这句话，搅动得热血沸腾。

“你失败了，没有关系，公司可以为你的失误买单，不需要接受惩罚”，陈曦称，但你要承受无法“仰望星空”的压抑和自责。

“好几个月不开张，你会很紧张”，黄爽称，你会害怕“穿西装”。

只要业绩表现好，在Capital One你就会有一项特权，你可以随意穿便装，那些天天穿着夹脚拖鞋、大裤衩的人，仿佛带着满身勋章，说明他们业绩斐然。

但如果你天天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就有点让人抬不起头了”。

在这里，激情四射的竞争文化，浇灌着每个年轻人的心；而对试错的包容，让他们肆意成长。

几乎每一个人，都被那段激情岁月刻下“烙印”，并将伴随一身。

而正是靠着这群人的反复试错，Capital One诞生了非常多的创新产品，比如信用卡返点——任何消费的刷卡，都有2%的返点。

“每单刷卡都返点，怎么可能赚钱？当时所有的银行都想不明白，因为刷卡的手续费都比2%要高”，刘志军称。

但Capital One怎么可能做赔本买卖？

“其实是可以挣钱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当月还清，有一部分会因为还不上而产生利息”，刘志军称，Capital One通过大量数据测试，计算出其中“还不上人”的概率，从而设计出这款产品。

“在Capital One，对数据，是如宗教般的信仰，根深蒂固到每一个细节，每一条毛细血管”，李英浩称，这是Capital One遥遥领先的基因密钥，也是其一次次躲过危机的潜在原因。

创业就如最危险的棋局，每一个棋子都落对，“几乎从未犯大的错误”，不可能都归结于幸运。

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正在做房贷的Capital One监控到数据异常，“尽管市场对于房贷，已疯狂得一塌糊涂，但数据不会撒谎，公司果断卖掉了房贷业务”，李英浩称，正是这个举动，让Capital One避免次贷危机的致命伤害。

正是靠着“数据崇拜”，Capital One安然度过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

这群年轻人享受着Capital One带来的冲击和成长，但很多人在这里待上5年之后，就陷入困顿。

Capital One招聘了太多的精英，但晋升的职位有限，导致后来有大量的人员流失。

“公司发展早期的精英策略是正确的，但后来就要收敛一点”，黄爽称，聪明的人，野心同样不小。

另一方面，华人在美国的金融公司，极难升到很高的职位。

“因为那代出国的中国人，都太谦虚，不善于表现自己，因此，他们更擅长分析岗位，却不善于需要谙熟美国文化的管理型岗位”，李英浩称。

金融危机残酷的洗礼之后，这代已成熟饱满、吸收了Capital One精华的精英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

2013年，余额宝降生之后，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时代到来，风云激荡，万物生长，机会丛生，金融换轨，驶入科技的高速车道。

此时，百年难遇的机会就在大洋彼岸，向他们挥手。

他们纷纷踏上了归国之路，试图将Capital One吸收的基因和烙印，带回中国落地。

“你为什么要回国？”

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会略有不同，但核心逻辑，都是中国的市场，太值得期待。

“在美国，你能看到已知的未来，但中国的未来，是未知的，太值得憧憬”，这是黄爽的答案。

融360的CEO叶大清，建了一个Capital One的微信群。群里已挤了满满500人，其中的三分之一，都已经回国。

在各种金融科技的峰会、论坛、聚会上，很多成员都来自Capital One，“结果都变成了Capital One的线下聚会”，大家开玩笑地称。

△“第一黑帮”在北京的线下聚会

仅仅用了两年时间，这批海归精英，就渗透到了互联网金融的核心。

为什么是Capital One？为什么是“第一黑帮”？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正是金融领域的一次科技革命。而Capital One的“数据驱动”基因，暗合了这次科技革命的奥义和精髓。

“Capital One非常成功的一点，就是充分开发了次贷人群”，陈曦认为，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崛起，核心服务对象，正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没有触达的“次贷人群”。

而这片土壤，甚至比美国更大。

在美国，信用卡渗透率高达80%，而中国，只有30%，大量的金融空白，等待开垦。

市场巨大，前景可期，但要把Capital One的精髓提取，因地制宜地根植在中国的大地上，还需漫漫征途。

“对于数据驱动的理念，很多公司表面接受了，但内核还没有松动”，陈曦称，暖化冻土的春风，才刚刚吹来。

早在2009年，顾晨炜回到中国，做了一家名为“信策数据”的公司，试图将Capital One的数据驱动理念，落地到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为他们提供数据和反欺诈服务。

顾晨炜一家家银行去磕，做了两年，“我们期待做成金凤凰，结果养了一只老母鸡，不亏钱，但也看不到未来”。

这些理念实在是太新了，即便是三年后，陈曦回国创业，情况依然没有好转。

他尝试给传统金融机构做咨询，去讲“数据驱动”理念，但大部分人，依然不相信。

最开始，陈曦给银行的负责人说，在Capital One，信用卡的审核，已完全自动化，脱离了人工。

“对方就不信，认为我在吹牛”，陈曦不得不改变策略，说在美国，已经可以做到只用20%的人工审核。

创业者如此，成为公司高层的人同样如此，在公司内部推动“数据改革”时，“困难重重，质疑太多”。

这批雄心勃勃的归国者，在刚回国的前两年，都要经历痛苦的磨合期，来接受本土化改造。

“模式不可能照搬，需要一些中国化改良”，陈曦称，要读懂这里，要因地制宜。

“第一黑帮”正在努力，孵化和改良Capital One的基因。

陈曦加入了小米金融，成为了信贷业务负责人。

周静成为了PINTEC旗下读秒的CEO，在个人信贷业务上延续Capital One的全自动化。

顾晨炜创业项目和挖财合并，他也成为挖财的总裁。

李英浩创办了明特量化，正在C轮融资。

而黄爽，加入了百度，试图用最新的人工智能，再造金融传奇。

“我们产品和理念，都延续了Capital One的基因”，李英浩仍在寻找当年模板的人：沟通能力强，经历过挫折，并能迅速爬起来。

而顾晨炜遇见特别看好的面试者时，他就会对副手说：“无论你怎么看，这个人，我肯定要。”

“第一黑帮”经常聚会，他们如大学校友般谈笑风生。

拍照时，他们就会伸出一根手指，举在胸前——这是“第一”的标志，也是他们的精神图腾。

老的一批人，他们刚适应了中国土壤，渐渐开花结果，而新的一批种子，刚刚埋下，等待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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