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稿/沈多

编辑/美圻

价值官：您看《芳华》的成片了吗？

严歌苓：我看了两遍，两次都掉眼泪，每次感动的地方还都不一样，当然也是因为小刚做了很多调整。《芳华》的故事背景是我和他共有的一段经历，所以你一看电影就知道，这是在文工团待过的人才能拍出来的，他知道那些文工团女演员，在什么状态下最好看。

价值官：据说《芳华》只选用了小说的一部分，您会觉得表达不完整吗？

严歌苓：我的第一稿剧本很长，有两百多场景，但小刚说电影剧本一百场就差不多了，确实是有一小半没有表现出来，但从一个电影的故事性来讲，它是完整的。

价值官：这些新演员符合您的想像吗？

严歌苓：选演员的时候我在旁边看过几次，到后来小刚差不多选定就给我发照片，我觉得这些孩子都很符合那个时代朴实单纯的形象，还原度还是很高的。

价值官：《扶桑》也筹备很久了，中间几经周折，现在拍摄日期定了吗？演员呢？

严歌苓：拍摄的话应该是到明年了，因为扶桑很难演，她是很意象、抽象的一个形象，具象化以后非常难演，我心里也都还没有一个特别适合的人选。

价值官：中国演艺圈有个怪象，有些演员粉丝很多，但他其实没什么演技，片酬却奇高，您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严歌苓：市场决定供给，有需有求，他有市场，有那么多人要看他，这是没法改变的，但你可以选择不用他，你可以选择引领一种风气。

我觉得只有所有大导演大编剧联合起来，才可能起到一个限制的作用，你不能让他们把市场搞乱了，他在这一块要了那么一大笔钱，剩下的这些钱怎么够拍一部好的作品，只能拍的潦草，拍得破绽百出。像冯小刚，他有这样的话语权，他就用新演员，而这些年轻人也会很认真和积极配合他的，这都无可厚非。得先把店做大了，你才敢欺客。

价值官：您女儿也渐渐步入青春期，她有喜欢的偶像明星吗？

严歌苓：她很喜欢范冰冰，我觉得挺好的。

价值官：为什么？

严歌苓：范冰冰有个外号叫范爷，我觉得这个“爷”字里面，就有追求自我独立的一种潜意识和一份荣耀感。对女性来讲，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独立是非常重要的。

价值官：其实现在的女孩都喜欢自称爷或哥，心理学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部分异性的比例，您呢？

严歌苓：我觉得我是有的，我当兵当了13年，每天的生活跟男兵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是女兵，夜里就不让你站岗，我们去野营拉练到农村，住在非常偏远的地方，周围都没有人，站夜岗的女兵都很害怕，但不会因为你是女兵，而让男兵替你去站。在我们那个时代，男女都已经很平等。

价值官：作为一个青春期少女，你有感觉女儿身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严歌苓：我女儿表面上很乖，她的叛逆是不声不响的。比如我跟她讲，你不能在被窝里玩手机，她说“好的”，但等你走了，她还是会玩，这就是她的叛逆法，不会跟你吵。

价值官：听说你每天写作完都要换上漂亮衣服，化好妆等先生和女儿回来？

严歌苓：不完全是为他们，写作完我还会去游泳去跑步。我是觉得如果一个女人结束一天的工作，换身衣服，化点淡妆，再去享受一顿美食，喝一杯红酒，给自己一点仪式感，那一天结束的还是很美好的。

价值官：应该很多人会跟您请教如何保养的问题吧？

严歌苓：我是很少保养的，我在德国家里的生活状态，要照顾老公，要管孩子，要做饭、还要管狗狗，没有那么多功夫去做保养这种事儿，我过日子还是比较粗线条的，但我觉得一个人在创作的激情和感动中，状态会更积极点，创作的状态就是振奋和燃烧，是它在帮我保养。

价值官：作为一个高产的作家，您的小说素材都是从何而来？

严歌苓：对作家来讲，素材是源源不绝的，人性的复杂与黑暗，永远都探索不完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人性表演。

恐怖主义、宗教对立、战争，很多东西，让这个世界不停发生变数，也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预见的生活状态里，你不知道你进了这个歌剧院还能不能走出来，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去听歌剧去看芭蕾舞，虽然你在想到恐袭，潜意识里会有一些畏惧的东西。

但正是这种灾难感，这种不可知，会让你更加的勤于思考，更加敏感的看到你周围这些人的生命状态，你也会更急于想表达和倾诉。

价值官：具体到写作又是什么样的步骤？

严歌苓：对我来讲，写作最重要的是让自己流动起来，每一部小说都要找到一种专属的语感，在此之前你肯定会不顺畅，一旦找到，它变成了叙述，就会很流畅，一气呵成，你写作的状态也会很舒服。还有小说的形式感对我来讲也非常重要，不仅仅是故事要怎么写，更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把它装进去。

以《芳华》来讲，它是一个人在经历过这一段生活，经过自己的消化以后，以自己的理解去讲述的一个很主观的故事。而《舞男》不一样，它的背景是百乐门。百乐门是发生了很多故事的地方，有凶杀有暗杀。我记得当年有个舞女叫陈曼丽，她因为不跟日本兵跳舞，日本人就把她打死了，所以我每次走进那个地方就觉得里面有很多鬼魂。后来有一个台湾很有名的舞师来，他也说，在这里跳舞是要让道的，因为能看到鬼魂。

所以我就用了当年一个小说家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他叫穆时英，他实际上是中统的人，因为做了一个汉奸报纸的主编，被当成汉奸给误杀了。这个人酷爱跳舞，他爱上了一个舞女，追到香港也要把她给娶回来。我就用这个在老舞厅死去的作家，一个鬼魂的角度来看今天，他觉得好奇怪，原来女人有钱了也可以包男人。这个小说非常好看，是我近期很喜欢的一部作品。

价值官：我记得您写《老师好美》的时候，也去体验生活了？

严歌苓：对，我经常提到体验生活，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在中国这样现实环境下第一手的生活经历。我在德国是扎扎实实的生活，买菜做饭，带孩子去做体操，看她比赛，教她功课，给她请家教，我知道她是怎么成长的，每一步都明白，不用体验，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

但中国高中生的生活要怎么表现呢？写之前我是胆怯的，对我来说那是另一个世界，包括高考的压力，我听了都觉得弗夷所思。我到很多高中去，发现高中的最后一年，学生其实都没有在学习，全是在背考题和应付考试，我觉得这种教育的问题太大了，一、他学习的乐趣没有了；二、根本没有空间让他发展原始的创造力。我在去了几个中学后，开始写这个小说，虽然还是挺胆怯，但去总比不去好，我觉得我可能比一些家庭的爸爸要更了解这一些高三的学生。

价值官：您在美国系统学习过写作，您觉得它对您的帮助有多大？

严歌苓：我觉得一个作家要怎么写作，后天是有用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就只是一种训练，如果一个舞蹈演员，她腿很短又很硬，脖子也短，你怎么训练，你至少要有个韧性很好，有舞蹈表达才能的天赋在，至少腿要比上身长一个拳头出来，你没有这个条件，你做不了舞蹈演员，行行业业都是要有条件的，后天的训练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还得你是这一块料。

价值官：这种天赋是不是也包括了观察和判断的能力？

严歌苓：是的，我从小就很喜欢观察和分析人，跟一个人接触几次以后，我都能得出一个本能的判断，通常经过进一步的观察，会发现我的分析和判断基本都是对的。

价值官：您会用这种方式来观察自己的老公吗？

严歌苓：他其实是不用我观察的，因为美国人都非常直白和单纯，但因为过去是他养家，而现在我挣的钱比他多多了，我的事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会尽量去体察他的感受，什么状态下他会不舒服？我要把自己的锋芒收到什么程度？这些我都会注意。

价值官：您的小说有写到一半放弃的吗？

严歌苓：有，我手里就有四五个半成品，因为中间会插进来一些工作，比如改剧本，一打断，气就没了，接着写就会很夹生。以后有可能拣回来，也有可能就算了。

价值官：现在国内影视文学界最大的毒瘤是抄袭，貌似《妈阁是座城》也有被抄袭的传闻，您是如何处理的？

严歌苓：这个真是特别无耻的事，说白了就是偷，但这官司不好打，很难判，我也不想牵扯精力，把自己搞得越来越生气。有位著名的女性编剧兼导演，她的作品让你总觉得在哪儿看过，似曾相识，就是这里偷一点那里偷一点，拼凑起来，结果观众还挺爱看，这是中国演艺圈的怪象。我觉得这些人都不是艺术家。中国对原始故事的保护意识还特别萌芽，你被她偷了，你只能吃哑巴亏。

价值官：您现在正在创作的是？

严歌苓：我现在在创作的是一个讲客家女的电视剧，写她红色的革命的一生。客家人里有很多这样的革命领袖。这个电视剧我签了四年了，写得特别累。

价值官：接下来的创作计划是？

严歌苓：下半年我还想去南方采访和收集资料，为下一个小说做准备，讲的是一个人当年闯荡南方开发海口的故事，现在还不能说。这个不是预约的，是我听了这个人的故事，我觉得写出来一定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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