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自己手机上瘾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刚开始担任记者的时候，做新闻报道要靠双腿跑得勤，并需要通过电传打字机或口授的方式远程提交文稿。但随着电子邮件、互联网、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和移动通信的流行，做新闻逐渐变得简单起来。我可以通过一群Facebook好友同步跟进几个国家的动态；在乌克兰，从政者严重沉迷于Facebook，与他们进行线下交流几乎变得毫无意义。在美国，很多高层次的政治辩论都在Twitter上展开，而作为Twitter大V用户的唐纳德·特朗普功不可没。我曾告诉自己，在每个社交网络上维护自己的帐号对于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但这个想法其实是荒谬的，因为大多数帖子和视频对于当记者的我来说都是毫无用处的。

我一度沉浸在智能手机成瘾的舒适幻像中，很难说那与药物滥用有什么不同。法国诗人让·科克托(Jean Cocteau)在描述自己戒鸦片的经历时写道：“舒适通向灭亡，不适是创造之源。”

因此，就像有人试图戒毒一样，我开始尝试拥抱不适。我正是在那时卸载了Facebook和Twitter的应用程序，因为它们消耗了我大部分在屏幕前的时间。我是通过电池使用统计数据想明白的。起初，我有一种急剧的被剥夺感，以至于我禁不住要在浏览器中打开Facebook和Twitter。用浏览器显然没应用程序那么方便，我的手机使用量有所下降，但在接下来的几周我还是不能完全戒掉Facebook。错失恐惧症(FOMO)毁掉了几个上午；我后来又忍不住偷偷登录了几天，然后又强迫自己别再那么干。

科克托写道：“我不是一个为自己的努力而感到自豪的戒毒者。我因为被驱逐出那个超自然的世界而感到可惜；日后的健康就像一部烂电影，影片中的部长们为一座雕像揭幕。”在戒掉鸦片后，科克托还有酒精和可卡因。而我则不断更新和浏览Twitter，不过我逐渐减少在Twitter上与人争论——那种争论是很耗时的，而且有时感觉心里被掏空一样。现在，我每天用Twitter的时间降到30分钟了：对于工作够了。

美国人每天触碰智能手机（包括轻敲、点击、滑动等操作）超过2500次。这很可能是我们每天与伴侣相互触碰次数的100倍。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手机会不断发送要求我们注意的通知。每当有人要将我们加为好友、某个应用程序出现变更以及某个人工智能认为我们需要信息时，手机都会给我们发通知。通知的商业目的几乎是赤裸裸的：一旦我们开始玩手机，我们很可能会打开更多应用，看到更多广告，购买更多东西。

重新夺回控制权是比较容易的；我打开自己手机的设置，禁用了里面所有112个应用程序的发送通知功能。现在，我只查看自己的个人和企业电子邮件帐户，以及两个信使应用程序，而且我只在自己想要查看的时候才去那么做，而不再受制于手机。这意味着我回复好友没有以前那么快了。但他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至少还没有就此做出评论。我们高估了沟通即时性的必要性；也许我们孩子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手机瘾比我们更大，但成年人会觉得等待回应不是没什么事儿。

正在康复中的瘾君子知道完全戒瘾是不可能的：即使你不再嗑自己最喜爱的毒品，你还是会想念它。科克托在那篇关于鸦片的文章结尾处充满渴望地写道，或许“年轻人”有一天会发现“一种可以让人们在不上瘾的情况下尽享罂粟好处的方法。”对于毒品而言，这依然是不可能的，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也许有可能。

在重新夺回对数字生活的控制权后，我几乎准备好采取进一步措施了。我的下一个目标是能够将手机当作电子书阅读器来用，再也不需要从Kindle应用程序切换到浏览器，抑或是电子邮件以及信使应用程序。我预计阅读速度会有所提高，这也是对付错失恐惧症的另一种方式。在法国南部度假的那两周，我做了一个强制性试验（脱离高速互联网），结果充满希望。

站在科克托亲手设计的弗雷瑞斯山区教堂里，我感到自己变得更健康，能够更轻松地呼吸，几乎有能力重新学习如何在我心爱的妻子和孩子的陪伴下放飞自我。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戒瘾战斗。也许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像iPhone问世前的样子。如果说科克托可以戒掉恶习，我们应该也可以。

（本文内容不代表彭博编辑委员会、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商业周刊/中文版》及其所有者的观点。）

编辑：李辰旭稼、黄琬钧

翻译：许子轩

◆◆◆ ◆◆

点击你感兴趣的关键词

立即获得关于TA的更多信息！

机场健身丨廉价iPhone丨睡眠丨结婚

丁磊丨摩托车崛起丨日本百元店丨塔吉特危机

教育丨中国地产丨啃小族丨迪士尼丨比特币分叉

汽车革命丨腾讯刘炽平丨狼人杀丨省钱套路丨涨工资

知识付费丨赌城丨拼飞机丨iPhone设计师丨机器人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