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伊始，OnePlus倾尽全力追求海外市场的成绩。这与先在本国站稳脚跟，再使用余力出海的国内大多智能手机企业的国际化路线，截然相反。

甚至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款曾被国外知名科技媒体The Verge评选为“2016年最佳智能手机”第三名，在欧洲需要排长队购买的手机，不是小米、魅族、OPPO、华为中的任何一款。

事实上，这种发展之初就带着国际视野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发展立足之后，同样面临国际化。只不过，他迈出的第一步是“回归”。

回到中国，一切归零。重新开始，一切熟悉又陌生。

OnePlus并不是个例。在这些企业中，最初走出去的动力也许只是避开不舒适的竞争环境、渠道商的套路、繁冗的宣传策略，为自己的产品寻找一个更适宜的市场，或者一群更热衷的用户。

如今，回国发展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战略，或者国内有着同样需求的人群。甚至是，创始人厌倦了与家人长时间的分离，衣锦还乡的情怀。

但是，归航对掌舵人来说，也许并不比当初逆势冲向大洋彼岸来得容易。

日益崛起的中国和美国的海平面逐渐趋平，这种离开了势能的回归，要承受海风、温度、洋流都与来时大不相同的挑战。但这回归却是朝着掌舵人血脉的方向。

中国创业者的国际视野

LinkedIn的创始人雷德·霍夫曼曾经对比过中美科技公司的创新风格，在他看来，拥有400万人口的硅谷之所以能够成为技术驱动的源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里的企业无论起点高低，它们“从一出生就有一个全球视野”。

国外用户对原创的需求很高，十分尊重技术创新。而触宝在创立之初即面向海外，是创始团队对技术创新的执着。第一波用户来自科技论坛，也全是靠用户口碑传播。“海外市场重视产品的技术创新和整体体验，而在国内，市场、宣传、渠道方面的运营比产品本身更重要。”触宝CEO王佳梁表示。

Zepp创始人韩铮谦虚地认为，Zepp初期得以在美国市场发展迅速“其实就是搭上了Apple这根线。” 2011年，Zepp被苹果商店选中，在美国一个位置很好的线下店出售。获得苹果商店的线下销售渠道，本身就是对产品科技水平、品质和口碑极好的背书。因此，优秀渠道商也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用传感器搭配可穿戴智能设备，Zepp为用户提供量化运动分析和赛级数据追踪

事实上，为了满足苹果精细的美学要求，韩铮他们总共做了14款原型机。甚至，他们租了一间地下室。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高尔夫击球模拟器。两旁边墙壁上，一片练习时失误球造成的坑洞清晰可见。“我们在这里花费了大量时间，完善感应器，锻炼自己的挥杆，”韩铮说。

这种努力并没有白费，到了2012年，仅通过苹果商店售出并被激活的Zepp传感器就超过了20万只。将产品安安静静地摆在街区数码商店或是线上商店里，让体验和口碑完成传统商业模型里的促销环节，让媒体评价和销量说话，这也许是在海外市场最好的销售模式。

常常与Zepp同窗展示的，是同样来自中国的大疆无人机，这让韩铮都觉得自豪。2012年，大疆推出了“精灵”（Phantom）无人机，这可以说是当时市面上最成熟的设备，后来成为消费级无人机的标杆。

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中国深圳的大疆是一间“垂直整合的强大制造公司”，这让以软件为中心的美国无人机公司，在技术、时机和成本上都占不到任何优势。当美国本土竞品3D Robotics开始行动的时候，大疆公司已成为了早期消费级无人机的领军者。

因海外市场渠道扁平化而凸显出的产品优势，是大疆、Zepp、一加手机代表的智能硬件迅速打通国际市场的关键所在。就像刘作虎说的，只要产品好，“其他都没问题”。回首创业之初，他们走出去，为产品寻找一个更适合的市场。

回归：为了更好的市场

打开Daily Yoga的美国官网，大幅的背景图片中，一位金发美女腹部贴地，脖颈舒缓，脚背绷直，她正努力将两腿笔直地横成一条直线。这是瑜伽中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一字马。

“美国瑜伽用户喜欢练习这种高强度、对体能有挑战性的动作。”李祖鹏告诉寻找中国创客记者。到现在，很多美国资深用户都不知道，这个在2012年上线之初就获得App Store推荐的北美区健身类App Daily Yoga的创始人，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技术男。

坐在位于西安高新区的一间办公室里，李祖鹏和Daily Yoga团队研究着美国用户的需求。制作出有针对性的视频课程，在产品设计上采用白色极简风格……种种“投其所好”深得北美用户喜爱，并乐意为课程内容付费。这使得Daily Yoga的产品流量直接带来了稳定的现金流，公司运转良好。

与此同时，国内瑜伽市场在不断增长，付费习惯也开始形成，李祖鹏又在国内做了一款全新的产品“每日瑜伽”：视频课程全部按照中国用户喜爱的低强度舒缓方案打造，在前期采用免费课程推广。随着瑜伽市场的增长，李祖鹏很快捕获了大批中国流量。

最近，李祖鹏在朋友圈里分享了一条链接，是中国版的新业务——“每日瑜伽餐”。由于中国用户习惯于享受免费内容，在每日瑜伽中国版产品中，瑜伽周边产品的电商平台是其着重开发的变现渠道。

2014年开始，李祖鹏把公司拆分为两个独立团队，分别针对国内和北美市场。

在这一年，触宝把输入法上的成功复制到另一款产品触宝电话上。与输入法不同的是，电话对使用密度要求非常高，而国内用户密度足够大。“所以是先有了产品，再确定市场。”王佳梁告诉寻找中国创客的记者。

2013年，普林斯顿的中国学生余佳遇到了一个毕业生都会遇到的难题。学习金融工程专业的她，在面试过程中发现学校里学的和职场中需要用到的知识“完全不在一个体系上”。她很快发现，迷茫的不止她一人。

2013年，余佳成立Unicareer在线职前教育平台，初衷就是去解决高校毕业生的“产销脱节”现状。把在工作中需要用到的技能，按行业的分类方式标准化制定课程。

在美国做了一年，余佳惊讶地发现，在针对美国市场的全英文职前教育平台上，竟然有远在中国本土的学生买下了针对美国的职场教育课程在听。她们马上意识到，国内有同样需求的市场存量，数字大到惊人：4000万，是美国的8倍。

“美国市场还是太小了。” 余佳告诉寻找中国创客（ID：xjbmaker）记者。

去年，余佳带着Unicareer从硅谷回到上海开拓市场。投资方UpHonest Capital的市场合伙人谈冶祯发给记者的清单里，还有利用人工智能帮助用户做资产管理的妙赢科技、为游戏玩家提供浸入式观看体验的新瞳科技等企业，这些硅谷的华人创业公司都在近几年做出了中国区的市场规划。

在谈冶祯眼里，这种无障碍跨越中美市场的关键在于，他们目标用户的需求摆在那里，产品解决的痛点同时存在于中美两国。

资本：中国走向资本高地

2014年，国内老牌风险投资机构戈壁创投正经历着一场内部的革新。三位年轻的中国合伙人——徐晨、朱磷、蒋涛，决定自己花钱买下这个平台的股份。

老牌美元基金的色彩逐渐褪去，三个来自中国本土的合伙人，在人民币基金大行其道的今天，为这个在中国落地15年的机构，注入了新的活力。

朱磷大学一毕业就加入戈壁创投，15年以后，谈起中国的私募股权，他仍兴致勃勃。2002年，戈壁成立之初，国内的环境与现在天壤之别。朱磷记得非常清楚，在当时“我们给别人发一个投资意向书，还要跟别人解释半天什么意思。”现在你发给他，他自己看完，主动过来和你谈条件。

2000年开始，硅谷第一场大泡沫刚刚结束，很多资金开始来到亚洲寻求突破。在这种市场间势能的流动中，资本总是扮演者先行者的角色，输出、并且姿态强势。美元基金的到来，为中国市场注入了先进的理念，激发其快速成长。

这其中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创业板的打开，中国市场的退出渠道就此形成，机构们纷纷开始募集人民币基金。

“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民币的LP还很少。”朱磷告诉寻找中国创客的记者。2007年，戈壁的第一期人民币基金尝试与天津市政府合作。在天津投了两个企业，如今都已上市，除了业绩不错，也让戈壁看到了人民币基金的可执行性。

2012年，上海市政府启动了市引导基金。利用这个契机，戈壁做了第二支规模3.5亿的人民币基金。其中包含6、7个LP，有母基金，有政府，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虽然从构成数量和规模上，纵然比不上美元基金，但是麻雀虽小，已经五脏俱全了。”朱磷说。

到现在，甚至很多人问朱磷，美元基金以后会不会有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性？尽管朱磷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却非常明显告诉全世界，如今，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两大高科技的超级力量，无论是在市场里面本身的资金的存量、人才库的积累，还是市场本身的大小。

中美两国势能差已不复存在，甚至，在资本方面，中国开始占领高地。

2015年初，在硅谷创投圈已经小有名气的郭威回国募资。“速度快得出奇。”第一期威基金规模为2000万美金，LP的背景包括纽交所上市公司，还有像高榕资本，新天域资本等中国重量级风险投资机构。

带着中国LP的钱，郭威回到硅谷。他看了超过1000个项目，投资了其中100多个，短短两年内，有了6个退出案例。

这让“连接中美这件事有了很大的现实意义，对于项目来说，他能够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便捷渠道，以及未来战略投资、人才互换、并购等等极具吸引力的可能。“在对郭威的一篇专访中，一位来自硅谷的记者写道。

回归变得不再简单

中美两国市场差异越来越小，这其中的势能流动，并不像是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印度等市场从高到低的“降维打击”。而这种平行市场间的穿梭，不管是对项目本身还是创始人，都有着更高的要求。

本土化是最难的过程。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一家外国公司可以成功。但是，对中国团队来说，因为产品的优势走出去，在国外扎根，再到全球化发展需求下回国，是个先难后易的过程。

但如今，这种“容易”也在变难。

Unicareer在中国运营还不满一年，最困扰余佳的是她很难推进与大学院校的合作。不同于美国完全开放的市场化渠道，在中国，大部分高校属于“体制内”范畴，和他们取得联系已经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校方还经常以“没有需求”拒绝合作，或者直接把她们推给教委，“沟通成本太高了”。

但余佳表示，现阶段Unicareer把重点放在与优质企业资源的链接，输送优秀的应届生，这种深度的职场顾问与教育模式，让Unicareer很快在仍旧靠“卖简历”的招聘平台中脱颖而出。

5年前，他们在深圳找到一家富士康级别的工厂制造设备的原型机。对方能在高质量解决设计问题，这让他们除了先发优势之外，比国外竞争者节约了大量的生产成本。

当韩铮带着Zepp回国发展时，深圳不再是曾经的福地，现实的情况让他头痛不已。

早在Zepp开始规划国内市场之前，就有一些深圳的公司仿制Zepp的网球传感器，用在中国更受欢迎的羽毛球运动上，并在国内以1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了一批。当时用户反馈的口碑特别不好，这也消耗了很多重度爱好者的热情。

除此之外，在中国一些体量较大的公司，把智能手环等可穿戴设备去渠道化销售，使得国内用户对于产品价格期望很低。如果在中国销售同款产品，就得把价格降低，“虽然我们成本上是可以承受的，但是海外的渠道肯定不同意。” 韩铮说。

这让他们更加确定要在中国市场做一些独立设计的产品。2016年中，Zepp尝试在中国推出用于羽毛球的传感器产品，价格大概只有其在美国市场的30%，市场反响却并不如预期。

韩铮把这归结于中国用户的消费习惯，同样800块钱，他们更愿意去购买一个可以看得见“逼格”的名牌球拍，而不是一个看不见的传感器。

顺着这个思路，Zepp正在与著名羽毛球厂商合作推出一款带传感器的球拍、与运动鞋厂商合作推出智能时尚结合的单品，这或许能成为国内市场新的增长点。

渠道上的阻碍并没有出现在触宝身上。2014年，他们把输入法上的成功复制到另一款产品上，做了触宝电话。与输入法不同的是，电话对使用密度要求非常高，而国内用户密度足够大。

海外市场做久了，难免把一些思路套用于国内，这让触宝电话在刚开始 “走了很多弯路”。触宝科技CEO王佳梁认为，北美用户以中产阶级为主，他们的付费意愿集中在可以帮助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的工具软件。

触宝电话刚进入中国市场时，也采用在海外市场受欢迎的节省时间模式，把重点放在简化输入拨号、联系人管理等方面。但是，在国内注重效率的人群只是少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把重点放在号码识别上，强化防骚扰功能。

进入到这个领域，“在输入法上面积累的大数据一下子就派上用场了”，王佳梁告诉寻找中国创客的记者，与输入法的原理相同，号码识别一样需要扒取海量的网站，把一些商户名称做归纳整理。

现在，美国骚扰电话也越来越多了，王佳梁也在考虑把电话推向海外。

解决回归初期遇到的阻碍，可以归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本土化。这些阻碍终究会随着时间和记忆，消解在创始人流淌的血液中。

极少接受媒体采访，这似乎是很多在西方发展不错的中国公司创始人们的共识。一加手机的刘作虎很低调，Zepp韩铮在记者提出另一个选题“给十年前”的自己写一封信的问题时腼腆地摆摆手，触宝甚至在今年2月D轮融资之前，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融资消息。

抛开舆论了的平淡、挣脱资本了的裹挟，他们就是在这种算不上趋势的趋势中，回到中国。

在最初，“走出去”和“更好的回来”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当他们想尽办法在海外扎根，回归中国又突破重重阻碍时，这两者进化成一种客观的因果关系。“因为走出去，所以更好的回来”可以称之为某种意义上的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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