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迟宇宙 -

- 来源丨公众号“商业人物” -

*本文来自《联想局》书稿未删减版，已获授权

孙宏斌何许人？

这位地产大佬着实低调了几年，今年以来，因两件事又震惊了江湖：先是年初扔了150万人民币进乐视，将乐视的优质资产收入囊中，本周，又豪掷632亿元，买下了万达旗下76个酒店项目以及15个文旅项目91%的股权。

江湖惊觉，孙宏斌及其背后的融创真是有钱。跟王健林一起出来面对媒体那天，孙宏斌对媒体强调，万达项目交易涉及资金完全来自融创自有资金，截至2017年6月30日，融创账上还有900多亿元现金。融创在今年上半年的销售业绩为1100多亿元，全年销售额将超过3000亿元。

有孙宏斌在联想的老相识曾在饭局上对饭桌君感慨——

孙宏斌有胆有识，注重哥们义气，一呼百应，跟随者甚众。当年他是联想企业部主任，一年内竟能在全国给联想开出13家分公司，大有要自立门户之势。更何况，许多跟随孙宏斌的联想员工，只知有孙宏斌，不知有联想。

无怪乎，当年，柳传志一定要把他送进监狱之中，让他被判有期徒刑5年，如若不如此处理，联想江山不稳，必要杀鸡儆猴，以正视听。

如今，柳传志与孙宏斌早已笑泯恩仇，毕竟成人的世界中，哪有对错，只有利益。何况，融创的起始，也受了联想不小的支持。

今日，饭桌君想带着各位重读迟宇宙所描述的柳传志与孙宏斌那段权力争夺战。虽已时隔近30年，这段往事如今读来，依然令人惊心动魄，其背后是权谋，更是人性，这两大主题永远不过时。

1988年联想开始的大规模招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种泾渭分明的现状，柳传志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描述说是“在我们公司整个人员结构当中，以年龄划线的话，简单地分成老同志和青年同志，老同志多数是所内的，青年同志多数是招聘来的。”⑴

年龄的差异、教育背景的不同、观念上的交锋，最终演变为新旧两种文化上开始交织、碰撞、冲突，这种交织、碰撞、冲突最初还潜藏于地表之下，等到1990年春天，它就压抑不住地爆发了。而引爆它的导火索，便是一份叫《联想企业报》的内部小报，是由孙宏斌所在的企业部所办的。

3月19日，联想集团召开了第一期干部培训班，说是要思考“联想集团到底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事实上，柳传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孙宏斌的问题。

在那天的讲话中，柳传志说他要从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来分析，“首先以这次震动全公司的《联想企业报》和企业部主任经理孙宏斌来作为剖析的对象”。他说“小孙”有三条突出的优点：

“第一条，他有非常突出的实干精神，勇于克服困难，拼命想达到自己的目标，要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第二条，能把自己的工作分析地比较透彻，尔后制定工作方针，也就是说能够审时度势，懂得退出画面来看画的工作方式；第三条，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属下同志的积极性。”

但是，柳传志也相信孙宏斌身上存在着不可原谅的问题：

“第一，不注意公司大船结构的统一原则；第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比较强烈，管理方式上简单幼稚，有帮会行为。由于涉世不深，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必须积累工作经验，这是目前的问题。孙下边在公司工作就四种可能：第一种是可造就之大才；第二种是公司的危险人物；第三种是被磨练成庸才；第四种是愤而出走。”⑵

柳传志用他一贯的手段表扬了企业部和孙宏斌，说“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这预示着孙宏斌将面临更为严厉的指责。

柳传志说他在香港同时也看到了企业部出版的《联想企业报》，看到了企业部的章程，看到了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也看到了主任经理主持企业部发展工作具有总裁赋予的所有权力，诸如进人、裁人、分公司经理的任命等提法。“这使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于是他“及时”赶回京和李勤、胡靖宇商量对策。

十几年后，柳传志承认，这是惟一让他感到“心里有点发慌”的关键时刻，而其发慌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局势”。

的确，柳传志可以容忍孙宏斌他们做各种各样出格的事，却不能容忍他们破坏他的布局。有时候他不停地诘问他们：“在你们招聘新人的诸多问题之中，有没有问过联想集团为什么发展得这样迅速？有没有问过1988年、1989年公司的几件战略大事是什么？”

他有些担心下属的分公司感受到的只是有声有色的企业部，有血有肉的孙宏斌，而非有声有色的联想集团，有声有色的总裁室。“那对远离总公司、不熟悉总公司的分公司同志们建立大船结构思想肯定是不利的，是不能允许的。”

柳传志希望联想集团强调统一性，对有能力的人，只能形成“条条”，不能形成“块块”。所谓“条条”，意思是互相制约地、互相协作地朝着一个总体目标前进。

“孙宏斌非常敞开地向总裁室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们在为联想大船拼命地工作，这一点我们当然非常信任，但是如果说我们给了他各种成块的条件，比如说有财务、进口的各种权力，就很难说他们不由自主地不开小船。”有一次柳传志说。

他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证实他的担心：

“比如讲，公司里面一切营运都很正常，但就缺货款，……总裁室就特例批了一次，后面又一次，总裁室又批了，到后来假若一切条件都成熟，只是差货款，那么假若总经理不批准，就必然要形成矛盾。形成矛盾后由于该部门在其他方面‘成熟’了，不要提供支援，就会出现反感，这也是必然的，再加上还有一个‘企业部高于一切’的工作纲领；假如《联想企业报》自己就能够说，公司还给了我们什么权力，不经总裁室认可，这报纸能行吗？！”⑶

虽然柳传志还是对孙宏斌评价颇高：“《联想企业报》第二期孙的讲话我认真看了，确实很有思想……”然而，所有的评价都无法阻挡他对孙宏斌和整个企业部含混地传递出信号：他决不会容忍他们造小船。他要查账。他要端掉这个窝点，消弭内心的隐患——

“对企业部提出有两点：第一是统一原则的问题；第二是考核和检查分公司营运的情况，然后再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⑷

孙宏斌没有感觉到这危险的信号，或者说他没有发现柳传志暧昧的表达背后的强硬。多年后，他回忆往事说，他们开会时一切都还没有迹象，“当时柳总讲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饭，我来得有些晚。后来胡昭广也去了，说这就是孙宏斌，说咱们现在就缺这样的人，年轻人就得有闯劲”。

这之后没过多久，孙宏斌就捅出了“大篓子”，正是这“大篓子”使他失去了四年的自由，使他成为联想历史上著名的“孙宏斌事件”的主角。

使孙宏斌成为联想罪人的“大篓子”碰巧捅在了柳传志身上，说它碰巧是因为干部培训班结束后，柳传志去企业部给孙宏斌和他的下属训话，碰巧孙宏斌不在，便演化为一场剧烈的吵闹。

柳传志依旧是在干部培训班上的那套话，说孙宏斌还是干得挺好，但管理上有帮会成分；说企业部成绩很不错，但有“造小船”的潜在意识，而且还很明显。

他刚说到这里，底下便有几个人站起来说：“柳总，我们不是帮会。我们没有帮会成分。我们管理机制还是挺不错的。”接着，又有另外的人跟上，逐条逐字逐句地反驳。

柳传志没怎么搭理他们，接着讲了下去。底下的人见柳传志颇为顽固，就不停地站起来解释和反驳。秩序一时混乱，会议也就无法持续，戛然而止。柳传志阴沉着脸离开会场，他已经确信他到了必须动手的时刻。

柳传志决定与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交易”。孙宏斌说，柳传志跟他谈要他把那几个人家伙给开除了。

“我不能开除，”他说，“柳总我不能开除！”

在孙宏斌的记忆中，柳传志跟他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跟他谈的时候，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那几个‘青瓜蛋子’？”

孙宏斌沉默了半晌之后，说：“我要那几个‘青瓜蛋子’……柳总，我把他们开除以后，我在这个部门威信何在？我没法管了，我干不了。如果他们真有问题，我肯定会开除他们。我对他们评价不坏，你并不了解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给你提了点意见。现在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要开除他们，这叫我以后怎么管？”

那时候，二十来岁的孙宏斌并不知道那是柳传志对他的最后一个暗示。

孙宏斌最终的选择是告诉柳传志：“坚决不开除！”他并不知道柳传志对他们寄予了多大的希望，直到后来他才略微清晰：

“……我一直觉得他在那个环境里面身不由己——包括他对整个局面的把控和与老同志的沟通，包括他的位置。到了元庆那时候，柳总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对老同志的处理，都已有了非常成熟的想法了。”

多年以后，孙宏斌颇为感慨地说：“我性格还是比较刚，所以我跟柳总这种碰撞，其实很多地方现在看来是误会，很多地方是性格上的碰撞。如果我要是稍微……就没这事了。柳总可能也没这事了，性格的碰撞啊……”

他相信，正是他最后的选择，为他打通了通往监狱的道路。“其实那件事情最大的冲突就在这里，最终激化就激化在这个地方。”而那一场情感上的抉择，那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那间会议室，那戏剧化的场景，那种种矛盾和冲突，那内心的痛苦，如今仍时常找到他，使他对那片刻的记忆清晰如昨。

也只有到了那时候孙宏斌才终于明白，他并不仅仅是为了几个“青瓜蛋子”做出了牺牲。事实上，他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性格和两种文化的冲突做出了牺牲，为一个“联想局”做出了牺牲——为了大局，柳传志请他出局了。

他相信，所有矛盾的爆发都因为文化的冲突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记得郭为刚到联想的时候也很横，说什么“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就是要当元帅”之类的话，很是让一些人不快。

现在，所有连续性的矛盾都聚集在这一刻，它们迫使柳传志做出最后的决定，而这决定几乎毁掉了孙宏斌的整个人生。

自从1988年来到联想之后，孙宏斌确实干得不赖，这使他赢得了柳传志和李勤的信任，也使他的职位和权力迅速飚升。没有人怀疑，在柳传志布下的“联想局”中，他将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事实也是如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普通员工变成了主任经理，而在他被柳传志端掉前夜，他还获得承诺将出任业务一部和业务二部合并后的业务部的总经理——尽管这事实上只是柳传志端掉他之前的缓兵之计——与他几乎同时进入联想的杨元庆获得这样的权力时，已是1994年的春天。

但孙宏斌和他的下属们实在太强势了，在与“创业者”的对局中，他们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被减掉的危险。他们的权力之大也让总裁室感到难以控制，而他们的行动又给总裁室种下了“太独立”的坏印象。这一切逐步地累积，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孙宏斌似乎很有一套手段来驾驭他的下属，这点令柳传志也佩服不已：“那些人的确都很听他的话。我听说后来在监狱里，别的犯人也都很尊敬他；到了他后来办公司，很多女员工都暗恋他……”

毕显林记得他陪柳传志去听孙宏斌他们的一些会议时，他跟柳传志刚一进门，整个屋子里的人就跟军队一样，“腾”一下起立，看着孙宏斌的脸色和他的口令。等柳传志他们都进来以后，孙宏斌喊一声“坐来”，他们才都一起坐下。“孙宏斌那是一呼百应，我很佩服，这小子这么年轻，就管理的这么好，真是跟部队一样，而且他们的口径又特别一致，心又特别齐，弄得挺好，”毕显林说，“不久以后，我就听说他出事，说他们要拉出去另立山头。”

尽管没有另立起山头，这个人还是让柳传志感到些许恐慌。在“孙宏斌事件”之后，柳传志给孙宏斌的下属们总结出三句话：“只听孙总的，假装听李总的，不知道有柳总。”“不知道有柳总”是因为从1988年开始，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只听孙总的”使他相信孙宏斌的管理有帮会成分。

1990年3月下旬，干部培训班后几天里，事态的发展渐渐地脱离了孙宏斌的控制。而他和他的“兄弟”们的不冷静，最终促使柳传志下手。

那天，整个企业部的人在北大勺园餐厅开会。他们的情绪异常激烈，就连孙宏斌也十分激动，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自从柳传志要他开除那些“青瓜蛋子”以来，他就被这种委屈包围了。在那天的会上，有人激动地说应该卷款逃跑，也有人说要赶紧独立，把货款转移走。

有一个密探向柳传志告了密，所以当天晚上柳传志便约孙宏斌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柳传志告诉孙宏斌，他已经知道了北大勺园餐厅聚会的事情，也知道了他们激烈的态度。孙宏斌记得：

“柳总说，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人。他说我领导不了你，咱们俩都受到冲击。他说在香港的时候，看到你们企业部的小报写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你能弄得出来，别人们都弄不出来。”

孙宏斌在他们的“小报”上写的文章是讨论“当前的形势下业务该怎么干”，但有了勺园的聚会之后，再讨论怎么干已经毫无意义了。

“后来他说咱俩当不了同事，他说这样咱俩好合好散，咱俩做不了同事做朋友。他说你自己到分公司去，随便选一个，你要愿意干哪个都行。当时我没听明白，我理解是无论哪个分公司让我选一个自己去干。后来我说不必了，我说柳总我还年轻，我才二十几岁，我自己再去干。我说不必了，我自己走。他最后一次跟我谈，第二天就……”

事实上，在与孙宏斌推心置腹地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前，柳传志已开始着手布局，安排各色人等秘密行动，以求一举端掉孙宏斌。他已经绞尽脑汁想出了端掉孙宏斌的办法。多年来，每次遇到让他感到棘手的问题，他都要殚精竭虑老半天，从他所深谙的中国智慧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谋略。

最初他想先把孙宏斌控制起来，可那样算是非法拘禁；后来他派人去找公安局，公安局的答复是没有任何证据，不能抓人。于是柳传志就与派出所商量了一下，以其他的借口将孙宏斌“软禁”了。这便是柳传志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而这“非常时期”，就是他所谓的联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柳传志召开了一次会议，住在清华大学的孙宏斌也参加了会议。柳传志在会上宣布，他自己担任企业发展部经理。孙宏斌被解职了。

会议结束的时候，孙宏斌的脑子中嗡嗡乱叫，他甚至记不清后来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太突然，一切都出人意料。更令他意外的是，他被“软禁”了。

“开始在西苑宾馆，有一堆人看着我。我在睡觉时，每天晚上床边坐两个人看着我，怕我自杀，我却呼呼大睡。”

负责看守他的那几个对他很是佩服，态度也还和蔼。一个叫郭华的说：“看来你还真是个人物，还能吃能睡，呼呼地睡。”

孙宏斌说：“我是累的，天天都累。”

从那时起，孙宏斌就失去了自由。 “我一直坚信我没有事，如果有事的话，我可能就逃了”，他说，“当时要走还是有机会走，可是一直坚信我没事。”

戏剧化的场景不断上演，先是一个姓杨的人要拿走他的BP机，他们发生了冲突，七八个人差点演化为一场暴力游戏。几天后，当他被转移到北京西北郊的东北旺时，又上演了他的几个下属“劫狱”的戏剧。看守他的人和拯救他的人手持家伙对峙时，他站在房间的门口，大声呵斥他们，要他们马上离开。他们果然听话，乖乖地离开了。

即使被送入看守所，孙宏斌也未曾想到他的幻想将告毁灭；即使拿到海淀区法院的判决书，他也从来没有相信他会有罪，会被判刑。但是现在，他不再欺骗自己了。他知道，一切的反驳和反抗终将变成毫无意义，惟一可以安慰他的，是联想集团最终还为他求了点情，少判了他几年。

很多年之后，已经东山再起的孙宏斌与柳传志聊天时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将他推进了监狱的大门。是柳传志，是许多个柳传志，他们都把这当成了联想集团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他那些情绪失控的下属，是许多个讲义气、重感情的“青瓜蛋子”，他们要拯救他，却差点毁灭了他。

“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帮人在做事，其实当时前前后后就那么几天时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过激的话，可能柳总都知道了……仅仅过了几天时间，我就已经无力控制局面了。”

有时候孙宏斌会感到沮丧，他觉得他们的那些话如果在一年内，甚至在两个月内说的话，他都能控制局面。但是，在局势最混乱的几天里，在每个人内心都充满愤怒的几天里，在他被“控制”起来的几天里，他已失去了控制局面的一丁点能力。

然而，所有这一切最终会归咎于他个人，这是他必须承受的宿命。事过境迁之后，他自己倒也坦然：

“现在我也觉得，你作为领导的人，有的功劳是你的，有的委屈也是你的。因为有些功劳本不是你干的事算你头上了，所以有的委屈也并不是你的事，算在你头上也很正常。为什么别人干活，都算你头上？因为你是总经理……每个人都在受偶然性影响，我觉得每个人都得认，不管好的坏的都得认，……要那帮人不胡说八道就没事了。”

他也从来不相信自己手下的那些年轻人有多大坏心，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更不相信他们是黑社会。“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比我还年轻”，他说，“当时那种气氛下，他们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再加上当时联想老同志又比较多，于是便促发了这件事。”

现在，孙宏斌变成了一个囚犯，他生活的场景已经改变。一间牢房里面住了三十多个人，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画日子，一天一天地画，一天一天地想离开这无限漆黑的生活，想出去大吃一顿。

“不知道什么叫油水，真的没有油水的话，你可以吃很多特别油的东西。没有糖水你可以吃很多巧克力，因为你身上缺糖了。你缺油水，肥肉你可以吃三斤……”

即使缺乏油水，他依旧没有瘦下来。他吃什么都长胖，主要是因为不怎么运动。他在号子里面也挺受尊重，可能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的硕士生，在号子里面属于超级知识分子。在那里，他学到了一些流氓的黑话，譬如“走的是面，玩的是腕”，懂得了“在江湖上，在流氓的江湖从来不是靠腿、胳膊粗”。7

1994年3月27日是孙宏斌永远忘记不了的日子。在这一天，他刑满释放。

他在监狱中得到的一切，平和、冷静、像个哲学家一样思考问题，看起来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

他在监狱里已经思考过未来。那时候他老婆去探监，说她妈一个月给她200块钱去看他时，他就决定要介入房地产经纪这行当。那时候卖房子的、帮别人卖房子的和房地产信息的都已悄然兴起，吸引孙宏斌的，是这个行当不怎么需要钱。

从监狱出来的当天他就回到天津，不久后便开始做房地产代理。办执照时费了一番周折，不过这难不倒他。他的公司名字最终确定为“顺驰”，意思是一个姓孙的人的公司。

在孙宏斌走出监狱大门前的第18天，他与柳传志见了4年来的第一面。那一次，一位教官（他们都叫“政府干部”、“队长”或“干部队长”）派他出去买个软件，他就找了个人与柳传志联系，说是想见一面。

中午的时候，他跟柳传志在新世纪饭店楼顶上的那家川菜馆吃了午饭。他告诉柳传志自己准备做房地产代理，柳传志问他：“你行吗？有什么优势？”他便将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柳传志说：“如果要什么的话，我个人，包括李总，包括张总，我们以个人名义入点股，投点钱……”尽管他婉拒了柳传志的提议，他依然很感动，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些朋友愿意出钱帮他东山再起，也都被他谢绝了。

他们不可避免地谈起了往事，谈起了1990年的春天。已经从绝望中走出的孙宏斌对柳传志说：

“我反思这段经历，更多地找自己的问题。我当时比较年轻，比较气盛，或者说比较急躁，其实还是太嫩，很多事情想得太简单，出了这些事还是在自己，但是这种经历，我不希望被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怎么能从前面的吸取教训，怎么将来走得更好……”

事实上，多年来，柳传志的心中始终没有放下这块石头，在内部会议上他总是把“孙宏斌事件”当作一个公司的关键时刻来描述，将孙宏斌作为一个反派主角来刻画，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呢？

“我想柳总也一直在想这件事，这件事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小事，不是可以随便放得下的”，孙宏斌说，“这是我当时的基本判断……柳总还是愿意让我，还是愿意帮我，对过去如何判断，当时没有说太多。”

他回到天津筹备“顺驰”的时候，他老婆听说了他与柳传志的聚会。她哭了，说你忘了受的苦吗？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沉默。

四年时间改变了太多，中关村已经不再是昔日的中关村，联想也不再是昔日的联想。杨元庆开始获得广袤的空间，他将挽联想狂澜于即倒。柳传志也不再是当年的柳传志了，在他猫在号子里的四年中，柳传志开始被剧烈的美尼尔综合症折磨。

他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些朋友去东四十条桥保利大厦里的“伊甸园”喝酒，他看到那里灯红酒绿，看到漂亮的保加利亚女招待，感到不适应。一个人问他：“你跟柳传志是不是使的缓兵之计？”

他说：“不是。”

“你跟我说实话。”

“不是。”

“你肯定不是实话。”

“我肯定，不是。”

“为什么呢？”

“如果你真是使缓兵之计，计划等你磨刀以后再怎么着的话，那么你就永远没戏了。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想不开，别人早晚能看出来。如果想不开，我出来以后拎着把刀子就把柳传志给宰了，但是你拎着刀子，谁也不敢跟你打交道了，你这一辈子就永远没戏了。但如果你把这件事划得开的话，有什么事还能划不开呢？所以你必须划得开。有了这种心态以后，你做事可就一定是正的，一定不能去假装什么。”

他的朋友听完之后就开始沉默、喝酒，而他却知道自己获得了新的生活，一种超越1990年春天的境界，一种“特别正面的、一直往好处想”的充满希望的生活。他开始通晓中国智慧，看到加法哲学在大部分时间里优于减法哲学。

因为跟联想合作，联想派人到了顺驰以后，很多人感觉跟在联想一样，文化很相近。孙宏斌曾经对柳传志说：“这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但他的内心却在想——“我离开联想的时候，联想还非常小……”

尽管那时候的联想非常小，但是联想对孙宏斌的影响依旧很大。那一段联想之旅让他刻骨铭心。那一段的砥砺也让他相信：好企业的文化氛围是一样的。他放弃了执著，明白自己“没有这个经历可能也没有今天”。他相信那一段漆黑的人生使他的胸怀更宽广，他不再是一个较劲儿的人，既不再跟别人较劲儿，也不再跟自己较劲儿了。

他也更加理解柳传志，他说：

“这些年，其实我从柳总身上学得最多的，是他做事非常坚决，另外他又很宽容。这两方面对我影响很大。柳总在反思这件事的时候，他实际上也在提高。但要从头再来一次，我估计他还这样做。也许我碰到这样的问题，也这样做。没有对错。当时柳总说，他把这件事当成联想生死存亡的大事，在那种情况下的那种坚决，是柳总骨子里的东西，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就不是柳传志了……”

他有一次还说：

“当时的情况肯定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严重，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必须那样判断。因为环境在那里，周围老同志都那么说，那些年轻人确实说过那样的话，他只能做那样的选择。柳总还是为企业负责。他是一个要求过于严格的人，他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严格。他对这个企业的感情如此深厚，我想他为联想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后悔。”

孙宏斌永远不敢相信，他曾站立于联想分水岭的潮头。是他点燃了联想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冲突，是他促使柳传志改变了联想的管理风格，是他的牺牲成就了联想的权力转移。

他总是说他从柳传志身上学到了很多，但他不大可能明白，他给予柳传志的远远超过他从柳传志那里得到的。如果说今天的柳传志是一个巨大光环，那么他就是那个无意中点燃光焰的顽童。

特别备注：

2003年2月19日，孙宏斌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取消原判决，改判无罪。2003年10月22日下午，事隔十三年半后，孙宏斌申诉成功，他收到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撤消1992年8月22日判决，改判无罪。在改判的过程中，他得到了柳传志和联想控股公司的全力支持。拿到判决书的那天，他恨不得打电话告诉全世界的人。他用十三年半的时间守望到一个清白的四年，守望到一个与1990年春天完全不同的世界。顺驰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也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

改判过程中，联想就“孙宏斌事件”出具了一份说明：

孙宏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联想集团职员，负责联想集团除北京以外全国各地的业务发展，他领导的团队管理着当时联想在各地的分公司。在此期间，孙宏斌和他领导的团队在管理理念上与集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乃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试图独立掌控资金，使其所管理的业务独立于公司的监控体系之外，也确实造成了资金在公司财务体系之外的运行缺乏监督监控的事实。而且，当时在孙宏斌的团队中有一些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放言要将公司的款卷走，这样的行为已处于法律边缘，由于难以判明孙宏斌的主观动机，为了控制事态发展，防止损失，公司采取了果断措施，请求司法机关立案查处。孙宏斌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公司了解到孙宏斌在服刑期间有着很好的表现，对自己错误的做法有了很好的认识。在孙宏斌出来后初期创业过程中，给了积极的扶持和鼓励。目前联想控股旗下子公司与孙宏斌在业务上有很好的合作。我们希望孙宏斌的业务能够得到顺利发展。

事过十几年，对于孙宏斌申请再审的诉求，联想控股公司不持异议，对于法院依法重审改判，我们认为是国家审判机关独立行使法律职权的行为。我们予以尊重。

【注释】

⑴《柳总在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0年3月19日，联想档案，绝密。

⑵同上。

⑶同上。

⑷同上。

⑸《李勤常务副总裁在干部培训班总结会上的讲话》，李勤，1990年3月22日，联想档案，绝密。

⑹同上。括号内文字为作者所加，以使口语化之会议记录书面更为通畅。

⑺《孙宏斌首次披露10年前入狱往事：“是柳传志造就了我”》，袁一泓，《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