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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齐白石的二十一次唏嘘(上)


“小时多病,病危时,祖母常祷于神祗,以头叩地做声,伤处坟起……一日,祖母使予与二弟纯松各佩一铃,言曰,汝兄弟日夕未归,吾则倚门而望,闻铃声渐近,知汝归矣,吾始心安为晚炊也。”

我姥姥带大了我哥、我姐和我。我姥姥比我妈明显漂亮,我妈比我姐姐明显漂亮。我姥姥说,女人和西瓜一样,一辈儿不如一辈儿。我四岁那年,夏天炎热,好多老头老太太都死了,我姥姥也没躲过去。

我姥姥是蒙古人,没有名儿,只有姓,梁包氏。老家赤峰,后来挖出来红山文化,很多青黄玉器,天一样青,地一样黄。蒙古人多神,在众多强大的力量面前体察到神灵,风,云,雷,电,马,山,河,部落里脑袋被马屁股坐了之后坚持相信某种使命的人。红山的玉器里,这些神的小样儿都有。

我姥姥在北京的家里也有神龛,放几块石头,几条布头儿,一张画像。祭品包括米饭,瓶装二锅头,和一种细细的卫生香。我小时候没事儿就生病,街上流行什么病,我就得什么病。烧糊涂的时候,就听见我姥姥在神龛前用蒙古话叽哩咕噜唠叨。我问她在说什么,我姥姥说,风,云,雷,电,马,山,河,我操你妈,我操你大爷,我操你全家,连我外孙的命都保不了,我吃光你的米饭,喝光你的酒。

我姥姥也给我系过一个铃铛。她说是长命锁,上面刻了八仙,银的。我当时觉得很沉,什么狗逼银的,全部黑兮兮的。我姥姥自己喝散装二锅头,到了下楼不方便的年纪,她让我姐带着我和瓶子去小卖部买。我姐说,大人管钱,小人管瓶子,所以我拎着酒瓶子。有一次,我在家门口摔了酒瓶子,被我姥姥痛打,并且没让吃晚饭。我姥姥说,要我得个教训,学些生活的道理。


“我二十岁……足足画了半年,把一部《芥子园画谱》,除了残缺的一本以外,都勾影完了,订成了十六本……祖母也笑着对我说:‘阿芝!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支笔,从前我说过,哪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却在锅里煮了!’”

我也有一套《芥子园画谱》,东四中国书店买的,也不全,四册缺花鸟鱼虫卷。翻了翻第一卷,就觉得没劲儿,几个穿长袍的古人,在河边挑了一个很邪逼的地方站着,也不钓鱼,也不游泳,也不投河。不懂。

我邻居的坏小孩儿,比我大两岁,有整套的《三国演义》小人书,我从第一本《桃园结义》照着描到第四十八本《三国归晋》。

我并不满足,决定开始画活物。家里的朱顶红开了,绿肥红厚,花柱头和龟头一样雄壮。我对着画,一画一天。晚饭之前,我哥很深沉地找我谈话:“你知道北京城有多少人在画画吗?你知道有多少画画的吃不上饭吗?我看你没这个才气,别画了。让花好好开吧。”我哥大我十岁,我鸡鸡还没发育的时候,他就带漂亮姑娘在楼下杨树和柳树之间溜达了。当时流行高仓健和杜丘,我哥也有鬓角,也有件黑风衣,话也不多。所以,他说的话,我基本都听。

我邻居坏小孩儿还有两箱子武侠小说,全套古龙,金庸,梁羽生,陈青云,诸葛青云,卧龙生。他基本不借给我。后来他把家里的菜刀磨快了当成断魂玉钩,模拟邪剑陆飘飘,行走大北窑一带的江湖,被四个警察抓了,头顶上敲出土豆大的血包,流放到山西煤矿。他妈死活说我长得像他,让我常去他家,他的两箱武侠书随便我看。足足三个月,我读了一百多本最恶俗的长篇武侠小说。

我自己开始写武侠,一天一夜,三十页稿纸,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第二天早饭之前,我哥很深沉地找我谈话:“你知道全中国有多少人在写作吗?你知道有多少写作的人吃不上饭吗?你即使有这个才气,也不见得有这个运势,别写了。”

后来我还是偷偷写了一个叫《欢喜》的长篇,十三万字,全是文艺腔,寄给一个叫《中学生文学》的杂志,那个杂志随即倒闭了。如果没留底稿,这件事儿就彻底没了痕迹。

后来我去了理科班,学了医,一学就学了八年。

再后来,三十六岁那年,我出了一套五本的文集,四本长篇小说,一本杂文。书业的IT精英狂马说,出文集很难的,很多老作家,为了出文集,每周都带着浴巾去作协大楼闹,先洗澡,再上吊。


“我六十岁……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

齐白石如果三十岁就红了,说不定就成范曾了。

我如果十八岁就红了,说不定就成郭敬明了。

我大致知道我小说的印数,站在西单图书的滚梯上,看着滚滚人群,我想,我不想努力让这些人都成为我的读者,他们辛苦,应该有更容易的消遣和慰藉。白居易的“老妪能懂”是一种理想,我这种也是一种理想。在后现代社会,我的理想更难得。

刮胡子和撒尿的时候,我想,一个冯唐这样劳碌、好奇、热爱妇女的人,如果一直在写,直到六十岁才红,写到九十岁才死,对于汉语一定是件好事儿。

我想,到了九十岁,我如果没钱花了,我就手抄我自己的诗集,一共抄十八本,每本卖一万块。


“我刻印,同写字一样。写字,下笔不重描。刻印,一刀下去,决不回刀……老实说,真正懂得是刻的,能有多少人?……世间事,贵痛快,何况篆刻是风雅事,岂是拖泥带水,做得好的呢?”

我写长篇的习惯是,每次写新章节之前,都从第一个字开始,重新飞快看一遍,觉得不舒服的地方,随手改掉。写新段落的时候,宽处跑坦克,密处不透光,洪水下来就下来吧,风安静下来,树叶看着月亮。等写完最后一个字,再最后重新看一遍。于是关上电脑,于是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之后除了错别字,不改一个字,哪怕登不了《收获》,哪怕卖不过余秋雨。

写一个主题是可以的,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伟大的作者都只能写一个主题,只是用不同的手法和心情去写。但是,改年少时候的文字是不可以的。一个人凭什么认为,他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就一定打得过年少时候的锐气?那不是自信,那是愚昧。偶尔有些敬畏,相信天成,相信最好的艺术家在他们最好的状态里,不过是上天的一个工具,像天空的飞鸟,像湖水的游鱼。

谁能把牛肉炖成驴肉?谁能让牡丹开成玫瑰?


“余年来神倦,目力尤衰,作画刻印只可任意所之……像不画,工细不画,着色不画,非其人不画,促迫不画……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石小字多不刻,印语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

有次见我哥,他五个礼拜没剃头,两个礼拜没剃胡子,须发斑白。戴了个老花镜坐在沙发上看书,拒绝喝酒。我老妈问,你开始修佛?我哥说,两个目的。第一,给老妈看,我这么大了,不要老逼我为社会做巨大贡献了,什么去广西造水泥,去阿富汗开矿山,去埃及挥舞小旗子振兴华语旅游。第二,给冯唐看他不远的将来,不要老逼自己。书读不完,事儿做不完,心里那些肿胀,文字写不完。

仔细体会,自己体力的阈值的确比以前低了,心理的阈值的确比以前高了。麻将打不动通宵了,连着访谈七八个生人仿佛被七八个人轮奸一样疲惫,中国飞美国的时差倒起来痛苦地总想靠谁妈,痛恨地球为什么不真是平的。街上美女越来越少了,想起来口水喷涌而出的吃的没几样了,几个老兄弟坐在一起,没有什么带火花的事儿和词句可以交流,喝几杯酒,吃几个小菜,“相见亦无事,别后常忆君”。

饱暖之后,有效时间不够之后,人应该有点脾气。不写就是不写,什么都可以是理由:让我写得像巴金、老舍、茅盾、余秋雨一样真切细实不写,男女关系不写,性生活妇科肿瘤不写,情感问答不写,规定题目不写,千字少于两千元不写,不提前付款不写,昨天没睡好不写,痔疮犯了不写,米粥不稠不写,电脑太慢不写,男编辑没戴耳环不写,女编辑不长胡须不写,没头脑不写,不高兴不写。


“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文人也是人,偶有竞争心,于是看印数,比稿酬,想自己的小说怎么还没被翻译成越南文。

但只是一念。“有人知道齐白石画的价格走势,但是谁知道齐白石活了一生挣了多少钱?死的时候账上有多少钱?死了之后,账上的钱都被谁花了?”这一念,闪过。


“世不变乱,读十年书,行数万里路,闭户做诗,或有可观者。”

写东西的同时,有个每周八十小时的全职工作,一半以上的饭在飞机上吃,闻到空姐用微波炉热餐食的味道,要使劲儿忍住不吐出来。

习惯之后,也体会到这种生活的好处。常能看到无限沸腾到仿佛虚拟的生活,很难归到正常人类的人类,没有时间和精力在细碎的事物中烦闷,见花对月,泪还没落心还没伤,人先睡着了。源头总有活水,要写的总比能挤出时间写的多,或许是种辛苦禅,修为不够之前,通过亲尝,理解世界。

最大的不满足是没时间读书。想写个中晚唐的长篇,五胡杂处,禅宗黑帮,盛极而衰。看西安法门寺的物件,读中晚唐的诗,我能想象到,敦煌仿佛现在的上海,西安仿佛现在的北京。唐文化中有很多非汉民族的元素,丰腴,简要,奢靡,细腻,肉欲,通灵。但是,我需要细节,需要有时间细读《旧唐书》《祖堂集》《五灯会元》。

有什么办法呢?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老膀胱中的尿,小胸膛上的奶,只要挤,还是有的。


“此地之娼颇多,绝无可观者。余于旁观,其侍客颇殷,不谈歌舞。有欲挟邪者,与语即诺。虽无甚味,有为者想必痛快。”

此地说的是香港,时间是1909年,这年,齐白石四十五岁。

看来,广东的草根、服务、爽利是有传承的。

香港那时候还是个小镇,依太平山而建,西边是兵营,东边是渔港。齐白石吃完小海鲜,喝完小酒,辞别淫友,走在窄仄的石板路上,咽一口口水,再咽一口口水,喉结起伏,心脏翕合,抬头有月亮,还是平常的模样。


“民国六年乙卯,因乡乱,吾避难窜于京华,卖画为活。吾妻不辞跋涉,万里团圆。三往三返,为吾求宝珠以执箕帚……宝珠共生三男三女,亦吾妻之德报也。……予少贫,为牧童及木工,一饱无时,而酷好文艺,为之八十余年,今将百岁矣。作画凡数千幅,治印亦千余。”

不论新旧社会,这样的老婆都少有。和禅宗一样,在中国越来越稀少,在日韩还有些残留。

元气真是奇怪的东西。元气足的人,如果是猎人,就是比别人多打很多只兔子;如果是木匠,就是比别人多做很多把椅子;如果是物理学家,就是比别人多想出很多个公式;无论什么职业,都比别人更热爱妇女,都比别人多生很多孩子。

齐白石五十七岁那年,左手第一次触摸十八岁的宝珠之后,右手画了恁样不同的虾?齐白石八十八岁那年,盯着看新凤霞,争辩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能看她?她生得好看。” 新凤霞说:“我的职业是演员,就是给别人看的,看吧,看吧。”齐白石九十三岁那年,看到一个二十二岁的演员,心中欢喜,盘算如何娶了回去。

人生残酷,至死犹闻鲜香。


“安得手有嬴氏赶山鞭,将一家草木过此桥耶!”

年岁还远没到齐白石写这些字句的岁数,就已经开始怀恋从小长大的地方。

在从小长大的地方待,最大的好处是感觉时间停滞,街、市、楼、屋、树、人以及我自己,仿佛从来都是那个样子,从来都在那里,没有年轻过,也不会老去,不病,不生,不死,每天每日都是今天,每时每刻都是现在。小学校还是传出读书声,校门口附近的柳树还是被小屁孩儿们拽来扳去没有一棵活的,街边老头还是穿着跨栏背心下象棋,楼根儿背阴处还是聚着剃头摊儿,这一切没有丝毫改变。

从小长大的地方是最好的地方。在我心目里,北京是最好的城市,垂杨柳是北京最好的地方。从垂杨柳出发,我最想去的地方,几乎都在半小时骑车车程之内:可遛弯的护城河,有大树可蹭的天坛,可以洗胃去宿酒的协和医院,有酒有肉的东北三环,可以斗智斗勇的华威桥古玩城,有半街旧书的琉璃厂。

怕的是官府手上的赶山鞭。脑子进水,手脚躁动,什么地方开始有些历史,挥鞭子就灭。垂杨柳的北边已经盖上富力城,西边的和平一村二村三村都被平,据说给中央直属机关和总后,原来的马圈、鹿圈等等地名已经消失。估计不等我老到齐白石缅怀家乡的岁数,垂杨柳也会彻底消失,被名敦道、又一城、优圣美地、欧陆玫瑰之类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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