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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宣武区有条魏染胡同。而关于它的名字的来历那就众说纷纭了。但其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这儿曾住过一个染匠，专为老百姓染衣服。

也许您觉得奇怪，当时的百姓还有钱染布吗？那不都是有钱的人才能穿的吗？其实这儿所说的染布并非有钱人家为了漂亮而染的花布。当时，百姓生活穷苦，一件衣服要穿上好几年，衣服都洗得掉色了。但只要没破，他们就拿到染匠这而重新上一下色，一般只有黑的、蓝的这几种颜色。上色之后他们又能穿上好几年呢。由于这染匠姓魏，所以就叫魏染胡同。

另一说儿，明朝的大太监魏忠贤就住在这儿。当时阉党一手遮天，百姓苦不堪言。后来魏忠贤倒了，人们就管这胡同叫魏阉胡同。由于这名不雅，后来就改成了魏染胡同。

虽然这条胡同不长，从古至今，胡同里有关的故事可真是不少。今天，就来说说故事多多的魏染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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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魏忠贤在这条胡同留下了印记，魏染胡同、南柳巷、西草厂街这一带在过去被称为小大栅栏，大概是因为住着不少名角吧，比如刘赶三、萧长华和袁世海等。他们在大栅栏唱完戏，就穿过南新华街回家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从后孙公园胡同到南柳巷，再折到西草厂街，都特别热闹，路边尽是各种小店铺，可往南一到魏染胡同却格外安静，就像有个无形的挡板一样。

当然，最著名的还是这条胡同里的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京报馆。在魏染胡同中间路东，有一座浅灰色的两层西式小楼，大门两侧有点欧式风格的石柱有些不同凡响，似在向人显示其往昔的荣耀。

楼门上方的中央，镌刻着3个俊秀的行楷大字“京报馆”， 据说这是当年小楼主人、也是我国新闻事业先驱者邵飘萍的手迹。1926年，《京报》社长——邵飘萍就在这里被反动军阀张作霖逮捕并杀害。而他的后代，还一直居住在这里。

这第一位大诗人，名叫吴伟业（1609～1671），江南太仓人。说到吴伟业，您可能不太知道。“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描写吴三桂和陈圆圆情感纠葛的名句，您一定知道。其实，这句就出自吴伟业的《圆圆曲》。

邵飘萍故居也在魏染胡同。故居紧靠《京报》馆南墙，是一所两进四合院。一进院正房、厢房各三间；二进院正房五间，厢房各一间。

　　您如果向胡同里的老街坊问起《京报》馆、问起邵飘萍，他们就透着自豪，满口京腔，向您讲起那尘封近百年的故事。

　　《京报》是杰出报人邵飘萍一手创办的报纸。1918年10月5日在宣武门外珠巢街初办，后来又迁到了琉璃厂东街西端的小沙土园胡同。

1925年10月26日，经过邵飘萍的努力，新的《京报》馆在魏染胡同落成（《京报》第一次载明报社地址在魏染胡同，是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也就是1925年10月31日）。当时一层是传达室和经营所，二层是编辑部与经理室。在报馆附近还办了邵明印刷厂，有三四十名工人、20几间房、四五台手摇印刷机。印刷厂还挖了地下印刷室，只有印秘件时才使用。为了采访方便，邵飘萍购买了一辆黑色小轿车。还买了10辆自行车，雇佣工人送报纸。

　　现在魏染胡同30号，就是《京报》馆旧址。

邵飘萍曾立下誓言：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做一位良知灼然的“社会公人”，做一位“第三者”。他主张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为了激励报社同人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从明代义士杨椒山“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著名诗句中，提炼出“铁肩辣手”四个字，挥笔大书，挂在报社办公室内。这意思十分明白：“辛辣”是《京报》的特色。

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三一八示威、国民革命，邵飘萍参与其中；李大钊、毛泽东、高君宇、鲁迅、冯玉祥，是邵飘萍的战友；曹汝霖、段祺瑞、张作霖，是邵飘萍的冤家对头。邵飘萍当年的革命活动概括成一句话：重大事件必有他的身影，著名人物总会和他牵连。

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校长蔡元培任会长。蔡元培礼贤下士，聘请邵飘萍为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当时《京报》初创，业务繁忙。但邵飘萍每星期天上午10—11点都要去讲课，介绍新闻学、介绍他的新闻理念和采访经验：“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主持公道、不怕牺牲”；“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

　　当时在北大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人物。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那时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馆书记，是他的忠实听众，也可以算作他的学生。毛泽东对邵飘萍印象特别深、特别好。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

早在1925年11月，冯玉祥、郭松龄讨伐张作霖的时候，《京报》就欢呼这个果敢的行动，将郭松龄的照片散发到前线，动摇奉军的军心。

　　冯玉祥将军由衷地赞叹“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夸赞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东北王张作霖张大帅，既恨邵飘萍，又怕邵飘萍。一时半会儿又想不出好办法，居然愚蠢地给《京报》汇款30万元，想公然收买。邵飘萍又好气、又好笑，将银钱全部退回。这以后，《京报》攻击张作霖的火力更猛了。他对　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1926年4月，当国民军准备撤出北京城时，冯玉祥十分担心邵飘萍的安全，三次派人到邵飘萍的家里，劝他随军撤退。但邵飘萍不愿离开自己的阵地。

　　4月18日，张作霖的奉军进入北京城。土匪出身的张作霖自有土匪的招数。他一面公布所谓的《维护地方治安公告》，其中特别规定：“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一面以两万块大洋外加造币厂总监之职的双重诱饵，收买了邵飘萍的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

　　当时，邵飘萍在家人的劝说下，住进了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

　　这天邵飘萍家中来电话，告诉他报馆和家里都有些事需要办理。邵飘萍心急如焚，决定回报馆看看。但他又不敢贸然回去，就打电话给张翰举，询问情况。张翰举见利忘义，卖友求荣。欺骗邵飘萍说：形势已缓和，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滥杀名流。他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少帅允诺《京报》可以照常出版。你放心回来吧，保管没事！

　　邵飘萍轻信了张翰举的谎言。

　　24日下午5点左右，邵飘萍借着夜幕的掩护，乘车赶到报馆。他将一则事先写好的《飘萍启事》交给妻子，准备刊出。又商量了《京报》继续维持下去的许多问题。一个小时后，邵飘萍乘车匆忙离去。当汽车开到魏染胡同南口时，突然遭到侦缉队的阻拦，荷枪实弹的警察将邵飘萍押到警厅。

　　25日凌晨4点，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及家人，才获悉邵飘萍被捕的消息。于是立即通告各方面人士，恳请紧急营救邵飘萍。消息一经传开，新闻界强烈震荡。

　　下午3点，新闻界召开会议，商讨营救邵飘萍的办法。最后决定由《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等13家新闻单位，各派一名代表，集体去游说张学良。

　　下午5点，刘煌等13名代表，分乘４辆汽车来到石老娘胡同，求见张学良，再三恳请军方能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或监禁邵飘萍，以免其死。

　　张学良告诉大家：逮捕飘萍一事，老帅与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也不恶，惟此次……碍难挽回。

　　代表们再三恳请，言以利害，而张学良不为所动。最后表示：宁肯一一负荆请罪，此事实无挽回余地。

　　26日凌晨1时许，直奉鲁晋总执法处提审邵飘萍，“严刑讯问，胫骨为断”。审问进行了2个多小时。最后罗列的罪状是：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为炯戒，此令。

　　4时20分，执法处将邵飘萍押到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道别，并且调侃道：“诸位免送！”然后面向东方天际，哈哈大笑。枪声响起，笑声戛然而止。

　　邵飘萍遇难后，刑吏敬重邵飘萍铮铮铁骨，不忍他暴尸荒野，用一口薄皮棺材，将他浮埋在崇文门外二郎庙义冢，前面插上长条木牌儿做标记，写着“邵飘萍墓”几个字。

　　第二天，邵飘萍的家人将他的尸骨挖出后，只见子弹从脑后射进，从脸左颊射出，满面血痕，惨不忍睹。他的两位夫人汤修慧、祝文秀当场昏厥过去。邵飘萍的老岳母徐三姐，一边流着老泪，一边用药棉和着清水，为邵飘萍擦洗脸上的血污，梳理头发，换上干净的衣衫。京剧演员马连良拍下了当时的照片。

　　邵飘萍的灵柩先停在殡仪馆，后来传出张作霖要倒棺割头的风声。于是，大家将灵柩转移多次，最后安葬在广安门外天宁寺古塔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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