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过的城市里，香港最让我体会后现代。我对后现代的定义非常简单：不关注外在社会，不关注内在灵魂，直指本能和人心，仿佛在更高的一个物质层次回到上古时代。

在长江中心的二十五层看中环，皇后大道上，路人如蚂蚁，耳朵里塞着耳机，面无表情，汽车如甲虫，连朝天的一面都印着屈臣氏和汤·告鲁斯（大陆译为汤姆·克鲁斯）新片《最后的武士》的广告。路人和汽车，都仿佛某个巨型机器上的细小齿轮，高效率高密度地来来往往，涌来涌去，心中绝对没有宏伟的理想和切肤的苦难。绝大多数人的目的简洁明了：衣食住行，吃喝嫖赌，团结起来为了明天，明天会更美好。

所以很容易说香港没文化，是个钱堆起来的沙漠。这个我不同意。香港至少还有大胖子才子王晶、陈果，还有酷哥黄秋生、曾志伟。但是，这样的地方不容易长出像样的文字，李碧华是异数。即使中非某个食人部落，几十年也出一个女巫，善梦呓，句式长短有致，翻译成汉语，才情不输李清照。

有人会说，香港有金庸。可是，金庸有文化吗？除去韦小宝的典型性直逼阿Q，其他文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略同《七侠五义》，低于《水浒传》，而且，金庸的幼功是在内地时练成的，到了香港以后，基本是输出。

还有人会说，香港有董桥。

董桥的背景灿烂：台湾外国语文学系的科班、伦敦大学的访问学者、美国新闻处《今日美国》丛书编辑、英国BBC时评员、《明报月刊》总编辑、《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中年藏书家、英国藏书票协会会员。在海外，有苏柳鼓吹，在大陆，有陈子善呐喊。苏柳写过一篇文章，陈子善编过一本文集，题目都叫《你一定要读董桥》。如果评小资必读作家，董桥必列其中。

董桥的好处，反反复复说，无非两点：文字和古意。

董桥的文字，往好了说，仿佛涂鸦癖乾隆的字，甜腻。仿佛甜点，吃一牙，有滋味。吃几坨，倒胃口，坏牙齿。比如：“笔底斑驳的记忆和苍茫的留恋，偶然竟渗出一点诗的消息。”比如：“窗竹摇影，野泉滴砚的少年光景挥之不去，电脑键盘敲打文学的年代来了，心中向往的竟还是青帘沽山，红日赏花的幽情。”比如写吴姓女高官：“那样的姓氏，描画的注定是唐朝当风的吴带。圜转的美姿，飘举的美服，不像出水的曹衣那般又紧又窄，像的是苏曼殊笔下静子手持那帧缋绢的仕女，一袭碧罗散发万种消息，怨不得记者会上那个俄罗斯大胡子记者忍不住问她可不可以吻她一下，她立刻用俄语说：‘当然可以！’”比如写张国荣：“古典的五官配上玲珑的忧郁，造就的是庸碌红尘中久违的精致：柔美的围巾裹着微烧的娇宠，矜贵的酒杯摇落千载的幽怨；暮色里，晚春的落花凝成一出无声无色的默片，没有剧本，不必排练，只凭一个飞姿，整座抱恙的悉城顿时激起一串凄美的惊梦……”

其实写这种东西，用不着董桥。我见过几个以写青春美文出名的东北糙汉，经常在《希望》《女友》之类的时尚杂志上发文章。听说冬天三个星期洗一次澡，夏天两个星期洗一次澡，腋臭扑鼻，鼻毛浓重。他们张口就是：“紫色的天空上下着玫瑰色的小雨，我从单杠上摔了下来，先看见了星星，然后就看见了你。”

董桥小六十的时候，自己交代：“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的名字的每一篇文字。”他一定得意他的文字，写过两篇散文，一篇叫《锻句炼字是礼貌》，另一篇叫《文字是肉做的》。这些话，听得我毛骨悚然。好像面对一张大白脸，听一个六十岁的艺伎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每天画我的脸，一丝不苟，笔无虚落，我没有辜负见过我脸蛋上的肉的每一个人。”

文字是指月的手指，董桥缺个禅师帮他看见月亮。意淫的过程中，月上柳梢头，在董桥正指点的时候，禅师手起刀落，剁掉他指月的手指。大拇指指月就剁大拇指，中指指月就剁中指，董桥就看见月亮了。

董桥刻过一枚“董桥依恋旧时月色”的闲章，想是从锻句炼字中感觉到旧时的美好。旧时的美好还延伸到文字之外的东西，比如“鲁迅的小楷，知堂的诗笺，胡适的少作，直至郁达夫的残酒，林语堂的烟丝，徐志摩的围巾，梁实秋的眼镜，张爱玲的发夹”。这些“古意”，又反过来渗入董桥的文章，叫好的人说恍惚间仿佛晚明文气重现。

学古者昌，似古者亡。宋人写不了唐诗，元人写不了宋词。忽必烈说：文明只能强奸掠夺，不能抚摸沉溺。周树人的文字，凌厉如青铜器，周作人的文字，内敛如定窑瓷器。他们用功的地方不是如皮肉的文字本身，而是皮肉下面的骨头、心肝、脑浆。

其实，香港的饮食业，天下第一。对于香港，不要苛求。少读董桥肉肉的文字，多去湾仔一家叫“肥肥”的潮州火锅，他们肉肉的牛肉丸实在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