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方为瓦解美国军人斗志,利用广播宣传大打心理战。女播音员们使出浑身解数,力图勾起美国大兵的乡愁,激起他们对那些送他们上战场的“老板们”的怨恨。在这些女播音员中,最出名的就是“东京玫瑰”。她洞悉美国大兵和军舰的方位,善于勾起美国大兵的生理欲望和乡愁,劝诱他们放弃企图打败日本帝国这种无望的美梦。

起初人们以为“东京玫瑰”是一个人，并将其描述为“太平洋上的妖妇，用自己放荡诱人的声音勾引美国大兵”。但据战后调查，“东京玫瑰”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并不存在,她是一个复合体。在这个群体中,有的被称为“东京南希”,有的被称为“无线玫瑰”,还有被称为“东条夫人”的(这一名字完全和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无关)。据说,至少有8名女播音员在东京进行播报。滞留日本,做了“东京玫瑰”，户粟郁子就是其中之一。

户粟郁子，1916年7月4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裔美国人，1941年6月去日本探望生病的姨妈，后因珍珠港事件爆发受困于日本。为谋生，她曾在丹麦大使馆做过打字员，当过钢琴教师，后又在东京广播电台担任打字员。在那里，日本人命令她在“零点”节目中播音，以“醉人”的嗓音瓦解美军。

1945年9月10日，户栗郁子在日本横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资料图片

户栗郁子

日本于１９４５年投降之前，美国战时新闻局声明：“‘东京玫瑰’并不存在；这个名字完全是美国军队的杜撰……”然而，成群结队的记者仍然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在东京广播电台，记者克拉克·李和哈里·布伦迪奇瞄准了户粟郁子。他们于１９４５年９月１日在东京帝国饭店与她见面，给她带来一份价值２０００美元的合同，条件是接受《世界主义者》杂志独家专访，并要她签署一份文件，确认自己是“唯一的‘东京玫瑰’”。这笔钱诱惑了户粟郁子，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东京玫瑰”竟然会成为日本人在战争期间所有可憎行为的标志。她签了合同，接受了采访。

户粟郁子根本没有拿到这２０００美元。《世界主义者》告诉记者，他们不会向叛国者付钱。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她在东京的巢鸭监狱被监禁了一年，然后美国司法部才最终认定：“关于户粟郁子是‘东京玫瑰’的说法是错误的。”

１９４８年，户粟郁子和丈夫菲利佩·达基诺有了孩子，但孩子刚出生就夭折了。那年晚些时候，户粟郁子再次被捕，被送回美国接受审判。达基诺获准前往美国，担任为妻子辩护的证人，但他必须保证会重返日本。他们的婚姻关系维持到了１９８０年，彼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审判于１９４９年７月开庭。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其实已经签下了判她有罪的空白审判书。审案费用高达７５万美元，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费用最高的案子。为了证明户粟郁子有罪，控方传唤了无数证人。旧金山的韦恩·莫蒂默·柯林斯则几乎是无偿为她辩护，柯林斯以替受压迫者伸张正义而闻名。

陪审团在１３周之后宣布，他们无法作出决定。迈克尔·罗奇法官没有裁定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是提醒他们此案花费的大量时间、金钱及其重要性，并且敦促其作决定。最终，根据大木和满潮的伪证，户粟郁子受控的八项叛国罪名中有一项成立。她被罚款１万美元，判处１０年的有期徒刑。

被审判的户粟郁子

监狱中的户粟郁子

１９５６年获得假释后，尽管美国国籍是她罪名成立的关键，但她还是收到了限期离境的通知，因为她是不受欢迎的人。

东京审判结束后，几乎无偿为她辩护的辩护人韦恩·莫蒂默·柯林斯，继续调查，期待有一天能翻案。柯林斯的努力没有白费，根据向当年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士兵了解的情况，“孤儿安”的播音不但没有打击美军，反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她在节目中播放美国人爱听的爵士乐，给听众讲笑话，而且有意避免出现令人灼痛的语句。因此，即使战后许多美国大兵回想起来依然回味无穷。应该说，户粟郁子是在以个人的力量，依托一种特殊的方式在进行一场抗击日本的战争，她是以特别的方式爱国。

柯林斯的发现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重视。联邦调查局派专人再次展开调查，证实了柯林斯的结果，户粟郁子终于昭雪。

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宣布实行总统大赦，户粟郁子的美国国籍被恢复。而她的故事一时间也被传为佳话。退役老兵戴维兹-尼尔-戴尔提议为户粟郁子竖立一座纪念碑，碑文是：“向户粟郁子的忠诚和勇气致敬，她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过” 。

当年播音时的户粟郁子

最终，户粟郁子在芝加哥北部的西贝尔蒙特大道上开了一家东方礼品店，并独自生活在安德森维尔的瑞典人居住区，再也不提及这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