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屈辱遭遇只是一种暗示，即暗示着这些被祖国派往异国的孩子，他们已经不再被祖国所接纳。

幼童们返国之初，曾天真地幻想，政府也许会幡然悔悟，再送他们出国完成未竟学业，他们的导师容闳也为此周旋于政坛大佬之间。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

而且，更要命的是，不仅上海道台对他们充满傲慢与偏见，整个国家的肉食者们几乎都与上海道台同一个鼻孔出气。

幸好，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还能清醒地认识到幼童们的价值，为此，这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封疆大吏将大多数幼童安排到了他辖下的机器学校、天津水师和鱼雷学校。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幼童们回国直至大清灭亡的三十年间，绝大多数幼童都没得到过政府的重视和重用；

少数一些幸运儿，也只能算是用而不重，任而不信。

与其说这是清政府对幼童的鄙薄，不如说是一种业已因僵化而走向死亡的文明对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所培养出的人才的不信任。

如同一位被抱养在外，长大后返家的孩子，孩子想改变家庭的贫弱，但父母却因看不惯孩子的生活、处事方式而怀疑他是回来争遗产的。

因此，在幼童们的青壮年时代，尽管他们满腔报国之心，祖国却不可能信任他们。

好比一个目睹母亲被人强奸的儿子，当他正要奋勇上前搭救时，却遭到了父亲不顾一切的阻挠。

壮志未酬的悲怆与郁闷，乃是情理中的事。

然而，就像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已的父母一样，一个人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国――你可以改变国籍，你可以乔居海外，但你的祖国却是无法更改的，那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如同血型，将伴随你的一生。

因而，尽管不被信任，尽管被视为喝狼奶长大的异端，但当这个腐朽的国家需要他们时，幼童们仍然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回应了这个日薄西山的国家。

其情其景，让人忍不住有种大声断喝的冲动：你如此热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

1884年7月，正当中法两国因中国的藩属国越南受法国侵略而爆发战争之际，驻守在福州马尾的扬武舰军官黄季良给他的父亲写了封情词殷殷的家书。

自从1873年作为幼童赴美，被朝廷召回又到严复任教的福建船政学堂读书，黄季良与他在江南制局当差的父亲很少有见面的机会。

当是时，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军官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法国军舰以保商为名进入闽江，中法之间的一场大海战迫在眉睫，自己作为一线军官，随时可能血染沙场。

他在这封家书中，对未能侍奉父亲，感到“负罪实深”；对于父亲的教诲，黄季良表示时刻铭记在心：“犹记父亲与男之信，嘱以移孝作忠，能为忠臣即为孝子等语。”

当此国家板荡之际，“男既受朝廷豢养之恩，自当勉尽致身之义。”黄季良担心，战争一起，自身生死难测，虽然为国尽忠，死而无憾，但未能与生父欢聚，却是人生之大憾。

但是，尽管吴应科们如此英勇，却依旧无法改变失败的定局。

就像再强大的愿力，也无法挽住一个国家滑向深渊的车轮。

战后，吴应科因作战勇敢，被授予巴图鲁称号。

但他愤怒地把政府颁发的勋章扔进了浊浪滔天的大海。

甲午战败，老臣李鸿章满怀屈辱地担任全权代表赴日议和。

多年以来，李鸿章常被加以汉奸和卖国贼之类的骂名。

其实，作为彼时帝国最清醒与最开明的官员，他焉能不知这个肉食者们只知痛饮漏舟之中，高歌危屋之下的帝国已经完全不可救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