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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里是日本总领事馆，总领事崛公一举行大型酒会为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接风。参加酒会的有侵华日军高级军官和外交人员，还有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等一批汉奸高官。

崛公一致欢迎词后便狂呼“天皇万岁！干杯！”

顿时宴会厅中群魔乱舞，个个都端起酒杯，杯觥交错之间这帮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政府的骨干分子一边享受美味佳肴，一边频频敬酒，共庆日伪亲善，甚为欢洽。

突然，扑通一声，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

有人惊呼“酒里有毒！”

话音刚落，领事馆会计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翻落下来。

其他人员也都相继目瞪口呆，舌头麻木，纷纷呈中毒状相继倒下，梁鸿志、温宗尧等也已人事不省，酒宴上顿时乱成一团。

不一会，宫下和船山两人便一命呜呼了。紧接着大批日伪军警迅速到场，救护车随之呼啸而至，将其他人员急送医院，灌肠洗胃紧急救治才未丧命。

日寇军方大为震怒，抓了一千多与宴会相关的人员严加拷问，结果发现少了两个在领事馆中打杂的仆役－詹氏兄弟。他们急忙张贴布告，通缉抓拿。

可是两个如同人间蒸发，哪里还能找到？

南京市民闻听此事，无不拍手称快，消息传到全国各地，中国抗日军民倍受鼓舞。连美国总统罗斯福获悉此事也认为：“中国不会亡。”

詹氏兄弟究竟为什么做下此等爱国义举，一时间也是众说纷纭，迷雾重重。

六十多年后，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受到国民党首脑率团访问大陆，两岸开创和平之旅的鼓舞，故事的主人翁、詹氏兄弟中的弟弟詹长麟敞开心扉，首次向世人详述当年“毒酒案”的真相。

詹氏家族来自安徽，其祖上于明朝初年被征调到南京修城墙，从此就在这里安下根来。

詹长麟15岁时参加了国府警备旅，给旅长俞济时当勤务兵，也曾随军参加1.28淞沪抗战。军旅生涯造就他过人的胆魄和临危不惧的特质，为他日后完成如此惊险的壮举埋下伏笔。

1934年，21岁的詹长麟已经离开军队，在家以织绸缎为生。

一天他的父亲到鼓楼旁边黄泥岗何家茶馆喝茶，“偶遇”一位茶友王先生，交谈中提出要将詹长麟介绍到日本总领事馆当杂役，在厨房帮做西餐，兼做端茶送水，收拾房间的工作。工钱每月14块，当时也不算少了。日方要求其实不低，除了相貌俊秀，手脚麻利外，还要不懂日语，家中有人在南京，可做人质。

詹长麟顺利通过日本总领事的面试，开始他的领事馆杂役工作。由于他手脚勤快，又肯吃苦，深得日本人信任。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有人将他约到鼓楼旅社二楼4号房间。一名神秘人物和他交谈，言语中对他的情况十分了解。

先是对詹长麟讲了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接着挑明身份：他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并告诉詹介绍他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目的就是要他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

说完赵撩起长衫，拔出一把手枪放在桌上。告知他面前有两条道路，何去何从，好好选择：

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复兴社，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和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间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詹长麟这时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当即表示愿意留在日本领事馆。

从此他成了复兴社的卧底，化名袁露，代号６５号，每月组织发给10块银元，当时100斤一袋的洋面粉只要3块银元。

介绍他到领事馆工作的那个王先生的儿子，其实也是原先在领事馆当差，被复兴社招入搜集日伪情报秘密工作的，后来还和詹家成为逃亡路上的生死之交。

詹长麟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他偷看领事馆中的往来邮件和秘密文件，监视馆中的各种动向。

他每天回到家就用明矾水书写情报，他的妻子负责将情报藏在悬挂在堂屋墙壁上的关公画像后面，到时候有戴着礼帽和墨镜，穿着长衫的特工人员来取。

从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去，还会将组织的指示发给他。有时，他还将从日本寄来的信件带回家，拆开后将内容抄写下来。再将信件重新封好第二天放回日本总领事的办公桌上。

后来他的哥哥詹长炳也成为复兴社成员，进入日本总领馆当杂役。

由于即时获得情报，多名与日本人勾结的汉奸被铲除，日本人怀疑内部有奸细，苦于没有证据，只好将在办公室当差的几人辞退，在厨房当差的詹氏兄弟却得以继续留任，詹长炳补入办公室当差，反而获得了更多接触公文、信件的机会。

1937年12月，日寇占领了南京，开始疯狂的大屠杀。詹长麟亲眼看到日寇的种种暴行，强压心中怒火，忍辱负重继续潜伏，争取为抗日出力。日本人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外出干活时戴上“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标，就可以出入城内各处。

1939年6月，詹长麟从一封日本外务省的信函中获悉，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将在9号来南京视察，而10号晚上，总领事崛公一要举办大型酒会欢迎上司。

参加酒会的名单中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少将等一批高级军官和汉奸伪政权的各个部长，囊括了当时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和卖国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

当时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约15个师团，分布在江、浙、皖、湘、鄂、豫诸省，不断对中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为了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军统（此时复兴社已经改组为军统和中统两个新组织）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定发动一次重大行动，通过投毒，争取将日伪核心成员一网打尽。

军统南京区为此做了周密的布置，他们设法给詹长麟送来一支毒药，上面有USA标志，里面是白色粉末。告诉他此物剧毒，沾上即死。命令詹长麟执行最艰难也是最危险的任务—投毒，并做好与日伪同归于尽的准备，詹长炳的任务是配合行动。

宴会前一天，领事馆在城南三山街老万全酒家买来坛装绍兴黄酒，再灌进酒瓶备用。

6月10号早晨，军统请詹家所有的成员集中在鱼市街一家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饭后军统将家属安排从下关渡江，送到长江中间的八卦洲隐藏起来。詹长麟明白赴汤蹈火的时刻来到了。

下午5点，宴会准时举行。机灵的詹长麟为了脱身方便，事先就对管事的招呼，说自己肚子疼，开席后要去一趟医院。

为了万无一失，他在开宴前才将毒粉倒进酒瓶，使劲摇晃均匀。他见酒桌上酒杯都已经摆好，便强作镇静，捧着毒酒瓶走到几张酒桌前，依次将毒酒倒入酒杯，然后退到宴会厅一角，紧张地注视宴会上的动静。

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肚子去，知道任务已经完成，便急忙脱掉白色工作服，跳上自行车，骑出总领馆后门。

接着便出现文章开头的情景。

可惜的是，当宴会开始时，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因故未能出席，而由领事馆外交人员补缺，伪“维新政府”的政要倒是悉数到会。

还有一点，军统其实是失误了，那就是毒药的分量太少了，虽然是氰化钾，但大量稀释后毒效太低，最终仅有两名贪杯的倒霉蛋死于非命，而汉奸们因为毕竟拘谨，尚未开怀畅饮就出事了。

再说詹长麟，骑上自行车飞快蹬踏，先到不远处的傅厚岗，与先已溜出并在那里等候的詹长炳汇合后一路向北来到玄武门。

看到城门口的日本兵，兄弟俩心跳到了嗓子眼，只好强作镇静，出城门时还不忘向站岗的日本兵鞠了个躬。匆忙来到玄武湖边连人带车上了小渡船，过了湖后继续骑车，一路狂奔到了燕子矶江边。

早有军统安排的接应人员雇好帆船等候在此，几人随即上船，趁着暮色过江。上船前将两辆自行车沉入江中，詹长炳说当时还真舍不得，自行车是东洋货，还是挺稀罕的。

为了不牵连无辜，也为了保护军统南京区的组织和詹家亲属，军统放出一个烟幕弹。

詹氏兄弟安照军统安排，抄写了一封给日本总领事堀公一的亲笔信，以詹氏兄弟的名义从上海寄到南京日本领事馆。

大意是：我们是看到日本兵在南京的烧杀奸淫的暴行，连自己家也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决心为国报仇，为家雪耻。这事我们对谁也没有讲，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明天就去香港，有本事就来捉我们吧。（此信原件后来在敌伪卷宗内发现，现存南京中山东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日本方面果然上当，随即在上海和香港布置抓捕行动，结果当然一无所获。

当时重庆报刊对此事件的报道也持低调客观态度，只字不提组织的行为。

日伪当局一时弄不清詹氏兄弟的背景，从而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此后毒酒案竟也因此成为扑朔迷离的一件历史事件。

詹氏兄弟先在江北六合农村隐藏，詹长麟后来流亡到浙江农村居住，再辗转到了福建莆田，做起卖油条、稀饭的生意，直到日本鬼子投降。

抗战胜利后詹长麟回到南京，国民政府奖励兄弟俩5万法币，还有一个刻有“抗日有功，杀敌可嘉”字样的银盾以示表彰。詹长麟用这笔钱在中央门外开了家“中和旅馆”为生。解放前夕，当初将他拉入军统，派他打入日本领事馆的那个赵世瑞来到他的旅馆看他。

此时赵已经任保密局外事组少将组长，他劝詹长麟一同去台湾。詹故土难离，加之旅馆生意颇好，拒绝了。

2009年12月，南京市政府隆重表彰“30位为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其中有邓中夏、刘伯承、陶行知、史量才、钱壮飞等，“詹氏兄弟”在列第3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