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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兰的《敦刻尔克》在国内火爆上映了，他用英国人的视角来描绘了那段险中求生的逃亡史。眠眠先给大家普及下当时的背景，（放心吧，无论看没看过这部电影都不会涉及什么剧透）：

0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吸取了教训，为了防止德军入侵，他们自作聪明地耗资50亿法郎，历时12年（从1928年开始建造到1940年基本完成）在其东北部、法德边境地区构筑了一个数百公里的超强防御筑垒系统，并且以当时法国的陆军部长的名字命名为：马奇诺防线。

这个由钢筋混凝土建造而成的防线，看上去如同《冰与火之歌》中的北境长城一般坚不可摧：防线内部配置有各种大炮、壕沟、堡垒以及厨房、发电站、医院、工厂等辅助配套设施，里面的通道四通八达，较大的工事中甚至还有有轨电车通道。

整个防线共构筑永备工事约5800个，最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的顶盖和墙壁厚度达到3.米多，装甲塔堡的装甲厚度达到300毫米，可谓是固若金汤。

在法国与比利时的边境是崎岖、森林密布的阿登高地，很难开展运动作战，因此法国人比较放心，没有多加防备。

然而法国人万万没想到的是，1940年5月，德军先是攻打比利时北边的荷兰，引诱英法联军前去支援，而德军重点却在于偷袭马奇诺防线的北端、法国与比利时边境阿登高地这个缺口，成功地绕到了英法联军打算坚守的马奇诺防线背后，使得这个庞大而坚固的军事设施系统失去了作用，成为一道彻彻底底的摆设。

紧接着两路德军合击，仅花了十多天时间，德国装甲部队就横贯法国大陆，直插英吉利海峡岸边。把近40万英法联军围逼在法国北部狭小地带。

当时的情况对于英法联军而言，相当于在悬崖边上：仅仅剩下敦刻尔克这个只有万名居民的港口小城作为海上退路，并且，只有通过敦刻尔克，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才能让被围困的军队绝处逢生。

基本没有保护的敦刻尔克港口，是个极易受到轰炸机和炮火持续攻击的目标。因此人们很难相信，在德国炮火的猛烈袭击下，可以保全四十万人从这个港口撤退。

万分危急的形势下，英国政府下令执行代号为“发电机”的撤退计划，他们深知政府的力量此时已经远远不够了，要想营救军队，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动员普通民众，进行自发的救援。

海军部开始在沿海和泰晤士河沿岸征用船只，通过广播呼吁所有拥有船只的人前往敦刻尔克，船主们明白撤出军队对于拯救国家的意义，纷纷驾驶着驳船、拖船、货船、客轮、渔船、汽艇等各种船只出海，驶往敦刻尔克。

当时，先后有861艘各种船只加入救援行列，只不过这个数量计算，是把游艇之类各种小船都算进去了。所以德国人不屑地称这支舰队为“蚊子舰队”。

正是这些普通人不畏牺牲，从英国南部的六个港口出发，在敦刻尔克接上联军官兵后再返回英国，展开大救援。

为了阻止救援顺利完成，德国空军派出300 架轰炸机和500架战斗机对撤退的船只实施轰炸，仅5月27日一天，便投放了1万5千枚高爆炸弹和3万枚燃烧弹，将敦刻尔克变成一片废墟。

在影片《敦刻尔克》中，就将这一幕还原地很写实，甚至盟军听见德国轰炸机的轰鸣声远远传来，就被那种巨大的恐惧感所包围……

殊死一搏之下，英国空军也从本土起飞了200架战斗机，与德国空军进行激烈的空战。

尽管先后被击沉200余艘舰船，联军这支五花八门的船队还是在如此危险的情形下，用了9天时间，把34万大军从死亡绝境中拯救出来。

而最初英国的期望，仅仅是能够坚持两天时间，运出4.5万军队…

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意义，在于为盟军日后的反攻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也创造了二战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

二战结束后，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建起了一座敦刻尔克大撤退纪念碑。以纪念在大撤退中英勇献身的阵亡将士。同时，在如今诺兰电影的号召力下，国人也了解到了这一场激动人心的大救援。

然而，在抗战时，我们中国同样有一场毫不逊色的大撤退，却几乎没多少人知道…

先说一句，相比起来，这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更是挽救了多达150万民众的生命，抢运了近20万吨军工器材，可谓是拯救了整个中国的命运。

而这个奇迹，竟然几乎是一个人以一己之力完成的。下面，眠眠就来详细说一说这场足以留名青史的壮举：宜昌大撤退。

千百年来扼守着长江三峡的江城宜昌，地势十分险要：从地理角度来讲，此地处于第二阶梯的巫山山脉和第三阶梯的江汉平原的交汇处，紧扼四川盆地的东大门，可谓是上接巴蜀，下引荆襄，因此自古以来便兵家必争之地。

早在三国时期，刘备便安排猛将张飞郡守宜昌，当时，这座城市的名字叫做“夷陵”。

在此后的历史上，这座城市还担负起了很多军事运输的重任，1876年，中英签署《烟台条约》后，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成为了长江航线上极其重要的转运港。

这一点的重要性，在抗战时期表露无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随着华北陷落，淞沪战争爆发，南京告急……很快华北、华中、华南大片的土地和无数城市沦陷。

10月25日，武汉沦陷，就在武汉失守前后，长沙、广州已经被侵占，上海也已岌岌可危。这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沿海一带的大量工厂资产，必须内迁至大后方四川，以保全抗战的有生力量。

而在当时的中国，飞机少得可怜，火车线路被炸得七零八落无法正常运输，而公路运输不仅运费高，车辆也少且不能直接入川。

因此，长江便成了进入四川唯一可以依赖的生命线，成为了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

然而这条黄金水道，在当年却存在一个天然的问题：长江在宜昌段被三峡的山势扼住了咽喉，三峡航道弯曲复杂，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从宜昌溯江而上，首先就会遇到西陵峡，航道狭窄而且湾多，急流险滩遍布，继续上行还有巫峡和瞿塘峡的复杂航道，并且三峡无法夜航。

更重要的是，由于1500吨以上的轮船由于体积太大，无法逆流而上，因而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一个相当于中转站的地点下船，换乘能进入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过重庆入川。

是的，这个中转站的地点，就是宜昌。

可想而知，在这抗战的紧要时节，宜昌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日军队双方关注的焦点。

03

1938 年春，随着国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流、物流顶着日本人的轰炸，从长江下游、华北、华中地区涌向四川，全部来到了宜昌。特别是武汉沦陷后，这股撤退潮一时达到了顶峰。

而宜昌原本只是一座10万多人口的小城，如此庞大的难民潮流，以及源源不断运输而来的战时物资，早已将这座小城撑得爆满，每日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到了3万之多。

而且除了普通平民，还有很多知名人士如冯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黄松龄、王芸生、于毅夫、程希孟等，也来到了宜昌，参加抗日演讲或演出。当时工商企业界著名人士黄炎培、胡厥文、孙越崎、王幸生等，也跟随上百企业家逃难来到了这里。

他们基本上都抱着一个念头：上船。

一张入川的船票，在彼时成为了真正千金难求的玩意儿。因为人多船少，为了等购船票，很多人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

从宜昌城区的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住满了人……因为房屋容量有限，很多人甚至只能露宿街头，栖身屋檐下。

而这些难民中，还包括8000多名儿童。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从华北、华东战区抢救出来的无家可归的孤儿。当时由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提议建立的战时儿童保育院，决定在宜昌设立难童接送站，将各地送来的难童，集中组织在宜昌，然后送他们乘船进川。

“下游到客日盈千，逆旅麋居待入川。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这是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当年在宜昌时，无处可住，只能旅居在一艘江轮改造而成的旅社中，面对滚滚难民潮而写下的诗句。眠眠在其中，读到了一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般的悲凉。

除了难民之外，宜昌城沿着长江两岸，堆满了大量从上海、南京和武汉等地匆忙撤出的机器设备。不少机器由于撤走时十分仓促，来不及装箱，都敞露着任凭日晒雨淋。当时光是积压在宜昌的兵工器材就有13万吨，这些可是全中国的军事工业的命脉，如果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无怪乎当时一位企业家宋开友一针见血地分析道：

“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而此时，发现了宜昌重要战略意义的日军，已经开始疯狂地向这座城市发动攻击，敌机不断地飞向宜昌上空发动轰炸。

与此同时，张自忠指挥的几十万军队正在等待出川参加抗战，也急需通过长江航线奔赴前线。

更为严峻的一点，从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再过后便到了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就根本无法入川了……

这也便意味着，从10月中旬之后，拥塞在宜昌的数万人和10万多吨物资，必须在40天内运走。

想要在40 天时间，完成这样大的运输量，除非出现奇迹。

04

而这样的奇迹，真的被一个人完成了。

此人叫做卢作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航运企业——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始人。

卢作孚出生于四川合川的一个贫寒之家，小学毕业便辍了学，随后前往成都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寻求救国途径。虽然只有小学学历，但不可思议的是卢作孚自学成才，竟然办了补习学校讲授中学数学，甚至还编著有《卢思数学全解》《中等代数》、《三角》等教材。

17岁时，一心报国的卢作孚加入了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23岁在成都《群报》当记者，26岁时就做到了《川报》的总编。在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遭挫后，他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

1925年，他靠着乡亲、朋友和地方绅士的经济支持，以8000元资本购买了一条仅70多吨的小客船，创办了一家轮船运输公司，并依照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思想，将其命名为“民生轮船公司”。

虽然仅仅从一艘小船艰难起步，但能力极强的卢作孚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便统一了整个川江航运，甚至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

随后，这家民生公司由小到大茁壮成长，终于在10年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了分公司。

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也达到了1.8718万吨， 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同时也是长江航运的绝对主力。

值得一提的是，卢作孚在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都特意印制了“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亡国家大难”的字样，还经常教导他们：“我们应一致反对的是空谈，应一致努力的是实践。天下事都艰难，我们如能战胜艰难，天下便无艰难事。”

抗战开始后， 卢作孚更是致电民生全体员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抗战！”并立刻调集所有船只，在两周时间内将川军4个师2个旅由重庆赶运到宜昌，奔赴抗战前线。

是的，民生公司这家“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的地地道道中国本土企业，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国船王”。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担当宜昌大撤退的重任，自然交到了这位民族企业家身上。

可笑的是，就在武汉沦陷前不久，国民政府军政部居然给卢作孚下了一纸公文，要求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处，自行凿沉，并指望以此封销江面，阻拦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

这种自毁长城的安排，是卢作孚绝对不能接受的，更何况这是他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心血。在果断拒绝了这个命令后，卢作孚表示他会竭尽全力，组织船队参加抗战救援。

在宜昌运输的十万火急之际，当时兼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主动提出承担宜昌撤退的全部运输任务，并当即获得国民政府的批准。

然而，即便是民生公司，当时能走峡江的也只有22艘轮船。按照单艘船运载量2万吨运力计算，将当时滞留在宜昌的难民和物资全部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为了解决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卢作孚亲自来到了宜昌，这座风雨飘摇的城市。

05

当卢作孚刚刚到达民生宜昌分公司时，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惊：怀远路办公楼里，疯狂抢票的人群从楼梯挤到了大街上，一些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气势汹汹，甚至冲着工作人员掏枪威胁，索要船票。

这种人心惶惶，秩序荡然无存的局面，并没有吓退卢作孚。

他无视任何权贵的要求，拒绝他们的请客贿赂，坚决一视同仁地组织安排抢运。在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后，他又废寝忘食地工作，希望能够策划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

要完成这个方案，必须结合重庆至宜昌间的水位、险恶河段（包括急滩、险滩、浅滩158处，最为著名的险滩达70处）的水流及运输船舶的性能、吃水深浅情况，以及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江段船只的不同优势，来增加运力。

直到10月24日清晨，一个机智又充满冒险精神的想法，在卢作孚的脑中逐渐成型：

宜昌到重庆这一段，去时溯江而上需要4天，而返回时顺江而下只需2天，如此来回一趟是6天。因此，可以充分缩短运载时间，将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

也就是说：将宜昌至三斗坪作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选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让出川抗日的士兵搭乘后顺江而下。

另外，每段航路必须配以吨位最适航的船舶，并在庙河、万县两地采用陆上接力运输避开险滩。当轮船过新滩时，还要借助岸上新装的绞车，使用钢缆系住轮船协助通过。最后，再安排有经验的驾引人员和起重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在新滩岸边协助船员顺利过滩。

可以说，这个宜昌大撤退的运输方案，是卢作孚数学及工程学基本功、统筹能力和航运知识的完美体现。

当黑着眼圈的卢作孚向员工讲解这个复杂的运输方案时，所有人都钦佩得五体投地，因为在此之前，他们怎样也想象不出能够在40天内完成运输的办法。

此外，为了能够尽快抢送难民难童，他对客运舱实行“座票制”，将二等舱以上的床铺一律改为座位，对权贵与平民一视同仁乘船，这样就增加了一倍的以上的客运量。同时他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货物运费，更是只收平时的十分之一。

无怪乎当时的报纸都说，卢作孚这几乎是自己倒贴钱搞撤退。

鉴于三峡航段不能夜航，他要求各船尽量利用夜晚装卸，抢在白天航行。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2000余只，运载轻型物资。

惊心动魄的“宜昌大撤退”终于开始了……

06

10月24日一早，卢作孚亲自领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一轮轮轰炸，护送着几百名孤儿难童，乘上满载着物资的轮船起航，开出了宜昌港。

从那天开始，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卢作孚本人也不辞辛劳，每天都要了解装载和航运的情况，抽出时间到码头视察，遇到困难时亲自当场解决。

撤退当时的情景，被卢作孚记载于回忆录中：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 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牙齿不断的呼号，汇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显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1938年11月起，日军开始对宜昌实施疯狂的轰炸。重型轰炸机喷着黑烟，不间断地在峡江航线实施轰炸，民生公司的抢运船队在峡江每天都遭受着损失：轮船、木船不断地被炸毁，更残酷的是，每天民生公司都有员工牺牲……

1938 年11 月，“民裕轮”从三斗坪去重庆途中，在青石洞遭到几架日机的袭击， 当即被炸沉。船上人员除7人生还外， 其余全部牺牲。此外还有“民权”、“民众”、“民元”等川江主力船，不是被炸得严重破损，就是被炸沉，导致长江上游的运力比抗战前减少了一半有余。

最终在大撤退运输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 艘，116 名公司员工牺牲，61 人受伤致残。至于被摧毁的厂房、仓库、机器设备，以及损坏的码头、趸船、货栈等，更是无从计算……

惨重的损失和牺牲换来的，是宜昌大撤退的巨大成功。

经过40天的艰苦奋战，滞留在宜昌的3万多人员全部运离，堆积在码头的十几吨物资运走大半。宜昌沦陷前，长江两岸各码头地面仅剩下一些零碎废铁。在完成撤退后，卢作孚才乘坐着最后一艘轮船，离开即将被日寇占领的空城宜昌。

40天惊心动魄的运输中， 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向四川运送了10 万人，9 多万吨工业物资，包括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厂、南昌飞机厂、扬州航空站、申钢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纱厂等企业无数重要的战略物资。除此之处，还保全了大批科研设备及珍贵历史文物。

卢作孚还将已无力搬迁的上海大鑫炼钢厂、常州大成纺织厂、汉口周恒顺机器厂挽救了下来。并先后共接收难童1.5 万余名，分为28 批次由轮船公司运往大后方各个儿童保育会。

借助于这些抢运入川的珍贵物资， 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 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厂、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它们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

可以说，正是这些大撤退中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了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量军事物资，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甚至日本军方也在后来检讨武汉会战得失时， 才终于意识到此次宜昌大撤退在整场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假如昭和十三年（1938 年）在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也一并攻占了宜昌，战略价值就不同了。”

与敦刻尔克依靠政府组织的大撤退不同，宜昌大撤退几乎是身为企业家的卢作孚，以一己之力完成的，更堪称是一场奇迹。他也因此获得了政府授予的一等一级奖章。

如果没有这次大撤退，可能中国的命运就会不同，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民族脊梁，和这种勇担国难的精神，这个国家将变得更加容易被摧毁。

诺兰大导演可以用他细腻独特的视角，向全世界讲述着“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动人事迹，我虽然力量绵薄，却也希望能够让更多国人看见，属于我们自己的“宜昌大撤退”——一场二战中同样可歌可泣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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