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吴绛枫

编辑｜霍小发、卧虫

张海彬掏出手机，查询一路公交车的抵达时间。

他斜着脑袋，皱着眉头，手机靠在右耳边上大约6公分的位置。那是台iPhone 4，系统自带有读屏功能VoiceOver。

张海彬的拇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滑动，他必须逐个点选屏幕上的每一个App并双击，从左上直到右下，一个不落。读屏软件以常人说话三四倍的语速，读出被点选到的每一个App名，声音混囵又滑稽。直到第三行末尾的百度地图，张海彬听到提示语音后赶紧双击打开，接着重复划屏，找到搜索栏，再双击。

七岁时，因为青光眼，张海彬完全失明。

2012年10月的这个下午，为了验证百度地图内公交到站提醒的准确性，张海彬从按摩店出发，敲着盲杖，独自走到400米外的车站。经过至少20次划屏和双击后，百度地图告诉他，他查询的那班车将在四分钟后抵达。

结果公交车提前出现，软件却依旧提示“剩余4分钟”，直到车子离站都没再更新。

“跑去做这个测试，我感觉有点荒唐，”张海彬自顾自地笑了。他是杭州一家盲人推拿店的6号推拿师，一米六五的身子，整天都罩在肥硕的白大褂里。工作通常从夜间八点开始忙碌起来，十一点后结束。他每天要经手六、七个客人，自己吃住都在店里。

在网络上，张海彬的身份是“盲人安卓爱好者”。他热衷检测各种手机应用，找出对视障群体使用不便的问题，小到一个App里功能标签不能被读屏软件读取，大到一款手机系统在界面、输入法和功能配置上的整体缺陷。

为了寻找反馈渠道，张海彬曾给马云、刘强东私信，托朋友找到雷军的邮箱；不断在微博上点名互联网公司大佬，最多时，一天十余条。他加入的软件内测群超过120个，与一拨又一拨互联网产品经理和程序员争吵、和解、再争吵。

解决bug，别献爱心

（张海彬在使用手机）

2012年的一个夏夜，推拿店生意清淡，有位“明眼人”朋友来店里找张海彬聊天。

“我看到我的手机里有个功能叫TalkBack，” 朋友一边说，一边把手机递向他，“你要不要试试？”

“行啊！”张海彬好奇地接过手机。

他听说过TalkBack，但从没来使用过。彼时，因为缺乏信息无障碍意识，国内手机厂商定制安卓系统，经常会删除包括TalkBack、语音转文字和字体放大等在内的多数辅助功能。

朋友这台手机恰好是韩国版的三星，辅助功能完整，只因没有中文的语音库，手指触摸屏幕后，无法读取汉字，只能发出叮叮当当的声效，“感觉跟打游戏一样，很好玩。”张海彬回忆。

三个月后，适逢iPhone 4降价，张海彬趁机入手一台。苹果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VoiceOver，和TalkBack类似。这使让他摆脱了以往买台手机，还需要再花上几百块，另购读屏软件的麻烦。

在iPhone4的虚拟键盘上，他按住的每个符号，都能被VoiceOver识别、读取。每打一个字，都要先找准它的拼音组合字母，再从一排同音字里选择。读屏软件会对同音的每个字做出语意解释，“路，马路”，他逐一听取后才能打出心中的文字——这已经让他感到很方便了。

一次，他发现一个名叫“爱帮附近”的应用，可以查看附近各种商店的信息，包括距离、商铺类型、评价、路线等。他按图索骥，真的找到了一家包子铺。他很兴奋，觉得这高级得不得了。后来他知道了，这就是很简单的查看附近热点的功能。“原来没法知道这些信息，软件一下就把它们构建出来，好像真的看到了。” 他仍然心怀感激。

去公交站测试百度地图的前一天，张海彬开设了名为“盲人安卓爱好者”的博客。起初，他只想介绍一些关于读屏软件、安卓系统和它自带辅助功能的内容，“结果看的人还挺多。” 张海彬说。多数是视障者，读完文章后还会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咨询。

从这一年开始，张海彬开始试着直接接触互联网公司，推动各家产品进行信息无障碍的优化。如今，他的评测小组已经有了十来人，都是通过“盲人安卓爱好者论坛”加入的视障者。年纪最小的是位00后女孩，还在上初中。

“盲人居然也是我们的用户？”当他游说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做无障碍优化时，对方认真又难为情地问他，“是不是要专门开发一个盲人的版本？”

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张海彬都要强调，“残障者并不需要特别版、定制版”，而“需要的是一个友好的、不存在歧视的互联网环境”。

“是解决bug，不是献爱心。”

Google如彼，百度如此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盲文系统之一——Google的TalkBack）

入手iPhone没多久，张海彬又购买了一台的安卓机，这次他特地选了TalkBack功能相对完善的机型。与国内那些付费读屏软件相比，TalkBack运行更稳定，“不会用着用着就崩溃了”。

然而，它仍存在两个严重的缺陷：一是拨号盘的识别问题，会读错上面的数字；二是当时没有输入法支持TalkBack，不能给同音的候选字做出语音解释。

2012年10月，张海彬为此组建了一个QQ群，专门讨论TalkBack的使用问题，最后总结出六点，拟写成一份给Google的求助信。

最初，他们想给李开复发邮件，但发现李开复已经不在Google任职；于是又找到谷歌的香港分公司，在相关论坛上粘贴了求助信；张海彬甚至还联系上一位在美国求学的盲人，通过他，给谷歌总部发了邮件。

“当时大伙都觉得不可能有什么效果，毕竟谷歌是个国外的公司嘛。” 张海彬说。令他们惊喜的是，两个月后，TalkBack升级，拨号盘的识别问题真的解决了。张海彬也因此闯入了信息无障碍的公益圈。

“双鱼座的人就算知道一件事情可能不行，也要去尝试。” 双鱼座的张海彬说。

接下来，张海彬面对的，就是中文输入法对TalkBack的支持问题。

2012年底，他们找到的第一家公司是百度。与百度联系，在张海彬记忆中是一段“令人气愤”的经历。最后以张海彬发表题为《百度，你欠盲人一个公平参与互联网的机会》的公开信告终。

在信中，张海彬写到：“我们有北京的一位群友，特地赶到了百度公司寻求帮助，连续去了两次，都没见到相关人员。”

他们在百度输入法的贴吧里发帖，“为了让百度输入法开发小组看到我们的求助信，不惜每天顶帖，对于每一位盲人而言，顶帖当中的验证码都是最难克服的。” 帖子却被管理员删除。

2013年8月，百度搜索屏蔽了他的博客。张海彬至今不知道原因，“还是别人告诉我搜不到了。” 半年后，屏蔽解除，张海彬将博客改成了论坛。原有的留言转为一个个咨询帖，这里成了视障者交流TalkBack使用经验、反馈各类软件操作问题的地方。

以前在盲校，张海彬不是个“好学生”。每周一升旗仪式，他都会在操场上，当着全校两百多师生的面例行检讨。检讨书是开学前一周批量写好的。盲校老师孜孜不倦地给学生灌输一种价值观，“好好学习，长大后好好做推拿，报效社会”，但这让张海彬怀疑念起盲校的意义。

不见的女儿，和另一个世界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盲文系统之一——苹果的VoiceOver）

与百度几番交涉，让张海彬和队友感到泄气，因为“明眼人”的不理解，一些人想放弃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海彬加入了QQ输入法的官方内测群。

“请问QQ输入法的开发负责人是谁？”

“我有封关于QQ输入法的产品的建议信要提交给他们。”

张海彬连续敲下这两行字，一位热心的用户回复了他。他立即小窗联系负责人，发去建议信，还随手在群里粘贴了一份。这时，群友才知道他是盲人，接着惊呼：

“盲人居然可以用电脑！”

“盲人竟然也能写这么长的信！”

他们不知道张海彬学习打字的过程。张海彬第一次接触电脑，是在盲人学校读小学三年级时的计算机课上。整个上学期，他都在熟悉键盘的编码顺序、按键功能，练习盲打。最开始能敲出自己的名字，都觉得很厉害，到学期结束，他已经能将语文书上熟记的课文完整输入记事本。

一周一次的电脑课，是他在盲校为数不多的快乐。那时，电脑安装的还是清华双星读屏软件，只能读取电脑界面、软件自有的文字编辑器、浏览器等几个有限环境下的屏幕内容。张海彬在机房里摸索着上网，期间读完了第一本电子书——金庸的《神雕侠侣》。

他喜欢金庸笔下自由、豪放、侠肝义胆的江湖。和马云一样，他也喜欢风清扬。十七岁有了第一台电脑后，张海彬做的第一件事，是找来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所有电视剧，没日没夜地听了两个多月；在他的电脑桌面上，至今有个固定文件夹，保存着金庸小说的全集的各种版本，他会时常重读。

2008年，成为推拿师的头一年，张海彬购置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是托朋友去配的组装机，不需要显示器，价格相对便宜，花了一千多。在QQ输入法内测群聊天时，他已经用上了笔记本电脑。

针对QQ输入法的无障碍优化，张海彬小组提出的主要诉求是，支持TalkBack触摸键盘和候选字朗读。他先打出一段关于TalkBack的介绍，发进内测群里，接着又写下一段打开TalkBack的方法，有群友按照步骤做了，兴奋地在群里回复：“我也能闭着眼睛聊qq”。张海彬不断向群友科普信息无障碍知识，分析输入法不支持TalkBack对盲人影响。群友渐渐明白了优化输入法的意义，开始和张海彬一起呼吁QQ输入法的负责人改进。

第一次和开发负责人交流时，对方明确答复“这个事情，得先做技术上的评估，我们一定会考虑”，两个月过去，张海彬再次收到通知，“可以做，但不是现在”。

这是2013年初，张海彬的女儿刚刚做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女儿名叫张梦函，不满一周岁，有双闪亮的大眼睛，视力正常。张海彬白天照顾孩子，只有晚上才能抱着笔记本和群友们沟通。

进群两个多月，有一天，张海彬照例在群里讨论信息无障碍，聊着聊着，有位群友忽然起了个头，大伙儿你一句我一句地发出《你是我的眼》的歌词：

“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这让张海彬感到“第一次被外界接纳了”。明眼人和视障人，两个世界，都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了对方的眼前。

半年后，QQ输入法终于完成了对信息无障碍功能的优化。女儿却因为体质较差，病情恢复不理想，心脏功能两度衰竭。张海彬暂时放下了信息无障碍的事情，带着女儿去上海进行二次手术。

由于术后伤口感染，张海彬的女儿于2013年12月13日去世。同一天，谷歌输入法推出新版本，针对中国盲人的使用习惯进行了优化。

绕不开的淘宝

（一些国家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范例，使得视障人群在移动端的应用体验更好的结合于线下生活）

2015年初春，阿里总部，十几个程序员正在召开每周一次的管理例会。作为手机淘宝的前端工程师，寒冬打算在例会上分享一封特别的信件。

投影显示出张海彬微博私信给他发的四段内容。他简单跟同事介绍了背景，随后建议大家一起看看。私信以“亲”的称呼开头，“手淘”被误写做了“手逃”。信中写到：

“在中国，现在有接近1800至2200万视力障碍用户，有数十万盲人朋友已经通过PC浏览互联网，甚至在淘宝上创业……”

“现在，盲人朋友使用安卓和iOS的手淘均有几个并不是很大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盲人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

这封信打动了寒冬。他也曾在一个技术员饭局上了解过信息无障碍的知识。那次饭局，腾讯云的技术总监黄希彤也在，他热心于信息无障碍在技术圈的推广。在黄希彤指导下，寒冬打开iPhone里的VoiceOver，第一次体验这个辅助功能。

平时点一下就能打开的应用，在VoiceOver开启时，需要划动十几下才能进去，“我还是睁着眼用的，太麻烦了”。在那之后，寒冬只是感慨视障用户“挺不容易”，未曾觉得信息无障碍与自己的工作有关，直到张海彬发来私信。

分享这封信之前，寒冬以为大家可能不会那么上心。在座的同事大部分都不了解信息无障碍，甚至没想到还有这么件事情。但大家的反应，让寒冬感到有些惊喜，他们主动认领了属于自己板块的问题。

2009年底，淘宝客服就曾接到一位名叫顾伶磊用户的来电，投诉淘宝网后台对盲人而言操作困难。那时，他在淘宝上开了个手机代充值业务的网店。图片验证码像是拦路虎，在登陆、支付环节遇到时，视障者只能截个图发给明眼人，明眼人帮忙打出来，盲人再复制输入。

顾伶磊正是张海彬盲校的学长，比张大7岁，长期关注苹果系统及软件的信息无障碍问题。直到后来张海彬开始推动安卓系统信息无障碍化，他们才熟悉起来。

2014年初，张海彬计划开始推动手机淘宝的无障碍优化。凑巧的是，那时恰好赶上阿里集团有员工在微博上调研：“用户最希望阿里对旗下的哪些产品进行信息无障碍优化”。张海彬记得，呼声最高的就是手机淘宝。手淘方面给出的答复是“预期9月份改”，但却未能如愿。

这年秋天，张海彬被邀请去到阿里总部，结识了一批开发人员。其中一位得知张海彬希望联系手淘的技术部门后，便推荐了寒冬。收到张海彬的私信，寒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了手淘技术部的“客服”。他接收来自视障用户的反馈，再转交给相应小组的同事。“同事和领导慢慢地觉得，这件事情不能随便弄一弄。”手淘内部便成立信息无障碍项目组。

项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期，集中解决现有的信息无障碍问题；第二期，将信息无障碍检测纳入应用发布的常规流程，信息无障碍的问题会和其他bug一样，放进待修复的内容池，评定优先级后逐一改进。

迟到的理解

（明眼与视障的两个世界，互不相见）

素辛是较早介入手机淘宝信息无障碍优化的程序员之一。在一次处理舆情反馈时，素辛需要和一位用户电话沟通。接电话的是个男生，听声音像二十多岁。解决问题后，对方并没有挂断的意思，他说自己是个盲人，手机淘宝、支付宝让自己能够做到不求别人。他希望能再反馈一些信息无障碍的问题。

素辛的表哥也是盲人，他能理解盲人都不愿麻烦别人的心情。作为程序开发者，她意识到自己此前未曾考虑过视障用户的需求。“技术层面怎么在代码中操作，怎么修改，很快就能掌握”素辛说，“难的是了解视障用户真正需要什么。”

在淘宝交易环节，读屏软件无法读取购物详情页面的信息，如一件衣物的尺寸、颜色，一台手机的套餐类型，这是张海彬在那封私信里反馈给寒冬的主要问题。

最初，素辛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给每个按钮加上非常详细的操作提示，比如确认键，她会写“双击进行确认”，后来收到反馈，她才明白，这对盲人用户属于冗余信息。因为，这些提示在使用时，会让他们感觉像是在一小时的电视剧里，插播了半个小时的广告，影响操作效率。

项目负责人竹音也察觉到这个问题，研发同事都在尽力优化手机淘宝，视障用户的体验却不如预期。

竹音在信息无障碍项目第一阶段完成后，给每个参与的同事颁发了荣誉证书。“这么做是希望在公司内部扩大影响，”她也提到，早期同事们参与，多少会有献爱心的心理。项目进入第二阶段，无障碍检测纳入常规的发布流程，修改信息无障碍的bug，才正式成为了手淘程序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即便如此，两个世界的沟通还是经常出现问题。2016年7月，张海彬向一位程序员反馈，在阿里旅行预定火车票、飞机票的缺陷。他们从群聊开始，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如何优化、如何通过技术实现。

问题实在复杂，两人互加了好友，接着“吵”。缠着人家久了，张海彬有些不好意思，最后打出一句“谢谢你”。“不用，无障碍没有解决好，其实就是代码的bug，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维度。” 那位程序员答复。

那一刻，张海彬感到了少有的被理解，“简直说出了我的心声”。

去年七夕，手机淘宝版本更新，推出了一个悬浮广告的效果。广告采用了新技术，开发阶段没有考虑无障碍问题，导致视障用户无法购物。张海彬周六收到盲人朋友的反馈，立即提交给手淘技术部。

素辛拿到bug报告后，紧急和同事做了业务级别的评估。考虑到七夕活动的效果、广告商的利益，他们做出了一个折中的选择——在七夕活动最后一天，将主要页面的悬浮广告撤下了，确保视障用户正常购物。这一次，从bug提交到解决，只用了三天。

如今，大部分公司，仍然并没有成功实现在公司层面持续推进，热心信息无障碍的程序员、产品经理始终是少数几个，他们与视障用户直接对接，了解情况、修改程序、反馈，甚至被其他同事认为不符合公司研发的工作流程，属于“接私活”。

小米的一位产品经理在离职创业前，特地拉了个群，介绍张海彬与新的对接同事联系，确保视障用户反馈途径的延续。 但相熟的程序员离职、轮岗，曾经热心的产品经理热情消散、项目本身发生变化，都意味着一层层联系的中断。每次费尽气力推动的项目，面临停滞、倒退，甚至功亏一篑的可能，都让张海彬感到焦虑、气馁。

张海彬时常想起盲校一位特别的老师，戴福娟。进入初一，当张海彬想方设法中止学业时，是她每周花四个小时，给张海彬做心理辅导。戴老师对张海彬说：“你不是坏孩子，你只是很无助。”每当无助的时候，张海彬会悄悄回到学校，看望戴老师。张海彬告诉她自己从事的公益、推动的产品。年过五旬的戴老师不一定都懂，却不止一次地说以他为荣。

她是理解他的人。

绊了一跤的NGO

（对与张海彬们来说，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很多技术，的确带给了他们感知世界的另一个通道）

对张海彬而言，一直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无法化解的“不理解”，来自家人、朋友、身边的盲人同事。2016年下半年，他忽然收到盲校同学的QQ好友申请，久不联络，彼此寒暄。得知张海彬因为从事信息无障碍的活动，放弃推拿这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后，小学同学对他的评价是“瞎折腾”，“你就该像我一样，本本分分地上班，做推拿”。

2016年，对张海彬来说，并不顺利。年中，他们向京东投诉密码支付的问题，客服却建议他们找警察帮忙输入密码；年底，为了呼吁华为优化其新版操作系统EMUI5.0无障碍缺陷，他们收集了1000个视障者签名，还撰写了一份长达34页的反馈报告，却无人回应。

他们将这些内容贴在华为论坛；托人找到华为总裁任正非的邮箱，发送报告；向华为客服投诉；给华为的技术部门打电话……所有方法都尝试了，没用。

“推动这个事情，是需要钱的，” 张海彬说。无奈之下，他只能寻求媒体帮助。他加入与记者、媒体相关的各种QQ群。群里不时有人发布媒体报道的标价，“就是那种上今日头条多少钱，搜狐多少钱”，价格一百到五百不等，大部分是自媒体。

从事信息无障碍推广的五年里，网站维护、QQ群超级会员等费用，都是张海彬自掏腰包，“一些小钱，承担得起”。这次不同，“华为的态度比较强硬”，如果要扩大影响力，媒体推广的支出必然不会低，但上哪儿去找钱呢？这让张海彬挺绝望的。

张海斌电话跟好友蔡聪诉苦，蔡聪建议他成立NGO，还热心答应帮忙找赞助。蔡聪是一名残障意识培训师，也是第四季《奇葩说》的辩手。他最终帮张海彬联络上一家上海媒体，报道了视障群体联名请愿华为的事情。

直到今年三月，华为才与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联合测试，针对EMUI5.0系统中五十多个控件，进行了无障碍优化，并在发布会演示了系统新版本的辅助功能。

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是一家民间NGO，成立于2005年，做过盲人电脑培训、手语普及推广、儿童读写障碍矫治服务等业务。

2013年，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与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微软（中国）共同发起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时，张海彬曾作为远程志愿者，加入这家研究会。他想，与其自己单干，不如找到一个组织，大家一起干。

只是，研究会秘书长梁振宇的一次公开言论，惹怒了张海彬。他立即退出了远程志愿者的工作群，还在微博上表示，“不想再与这个协会有任何瓜葛。”

那是2014年7月8日，梁振宇在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勿以公益侵犯他人权利》，文中称“视障者因互联网公司的产品未进行信息无障碍优化，而对互联网公司做出强制举动（如舆论逼迫），是侵犯其权利”。

微博点名要求反馈、论坛提交报告、联系程序员，是张海彬他们推动信息无障碍的主要方法。“他的言论，就把我们的行动否决了，”张海彬说。

后来，梁振宇特意在微博上发帖解释，承认自己措辞不严谨。

当好友一再建议张海彬自己建立公益组织时，他心动过，也为此感到心痛。他深知自己作为草根推动的优势，和成立组织后推动的难处。作为草根，张海彬在与互联网公司联络时，身份是用户，他能以稍显强硬的姿态出现，虽然反馈的问题相对少，但都是直接影响视障者使用的。如果他也成为梁振宇这样的某某组织秘书长，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目前公益组织与互联网公司更多是合作关系。以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为例，协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企业付费购买无障碍技术支持、慈善基金会捐赠、课题研究经费。

互联网公司在发布一款产品的新版本时，会事先提交给研究会内测。研究会做出相对全面的报告，反馈给互联网公司。报告中，信息无障碍的bug，和这款产品的其他bug一样，被划分优先级，收入待修改的问题池。

什么时候修改、修改到何种程度，都是研究会方面不可控制的。在不少公司内部，这类bug的优先级别有时根本排不到前面去。一款产品没有立竿见影地被优化，会让一些视障用户对研究会产生误解，认为他们推动不力。梁振宇将这种状态称作是“夹心饼干”。

梁振宇曾屡次推动一家互联网公司处理信息无障碍的问题，由于涉及支付环节，对方答复，“我们得先保证安全性问题，如果用户的资金被盗怎么办”，还批评他“一点都不懂互联网”。问题没能解决，便有一些视障用户指责他，“吃里扒外”，“到底是帮互联网公司，还是帮盲人”。

张海彬对机构这样的处境多少有所了解，最终婉拒了朋友的好意，暂时不组建NGO。2016年，他愈发有了这样的感觉：觉得自己很渺小，能力不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他会时不时地想起山村老家，村里的土路磕磕绊绊，很多坎。当小张海彬视力逐渐变弱的时候，他看见那些坎会特别害怕，有时甚至不知道该前进，还是后退；可到了全盲时，他好动的习性却并没有改，看不见坎，径直走，扑通一下翻倒在地，跄得一身是伤。

本本分分的害怕

张海彬七岁被转送去浙江省盲人学校。学校开设了生活指导课、定向行走课，教会盲人孩子使用盲杖、判断方向、利用听觉理解一部分视觉信息。从此，他离家住校，五人一间的宿舍，学着独立生活。十五岁那年，张海彬离开杭州去舟山，在一家推拿店里，参加残联组织的推拿培训班。

班上十来个学生，他年纪最小，最大的是个中年人，四、五十岁。白天，他们学习推拿理论，练习各种指法，跟着师傅上手操作，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结束。零点过后，张海彬偶尔会跟同事一块去到店面附近的网吧上网，十块钱包夜，玩整个通宵。

他不玩游戏，也不聊天看新闻，去网吧的是为了下载歌曲和武侠类电子书。网吧的电脑上没有读屏软件，张海彬把软件拷贝在随身携带的U盘里，开机后请网管帮忙安装。

“电脑改变了盲人只能阅读盲文的状况”，张海彬说，自己有个项圈式的蓝牙耳机，银灰色三星牌，用了挺久。平时挂在脖子上，想听书就连接电脑，桌面打开电子书文档，读屏软件开启全文朗读模式。他习惯一边听书，一边到处转转，做点别的，如抽烟、倒水、靠床小憩。

过去一周，他听完了《人民的名义》《炒股的智慧》，正在听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还计划重读李开复推荐的《悟道：一位IT高管20年的职场心经》。他喜欢在电子书的文档内直接做批注，写感想，唯独金庸的小说不会，“怕糟蹋了”。

张海彬认为自己本质上不善社交。和人面对面说话，他会觉得自己的反应有点慢。他更喜欢在网络上，通过文字交流、辩论。那时候，他是自信的、慢条斯理的。

较之于推动一款产品和一家互联网公司进行无障碍优化，未来，张海彬更想去拍摄一部短片，给互联网公司展示产品用户的多元化，让他们理解信息无障碍的受益人，不仅是视障者，还有听障者、老人、甚至阅读障碍者。

他还盼着能走进高校的计算机系，告诉会成为程序员的同学，“当你敲下第一行代码，在设计一个产品之初，就需要考虑信息无障碍的问题。”

教会父亲用微信后，张海彬却坚决不教他使用微博，尽管父亲再三要求。他不敢，他怕父亲摸索着找到自己的微博账号，发现他“盲人安卓爱好者”的身份，认为他“瞎折腾”，是个“荒唐的人”。

可是，这些年他以这个身份，出席2016互联网金融外滩峰会，到阿里集团、科大讯飞等互联网公司给开发、测试的程序员做分享；还现身支付宝的公益广告。广告曾在综艺节目《朗读者》的片尾播出，有朋友看到后兴奋地打电话告诉他。

但这一切，都不是家人期待中的样子。他们希望，张海彬只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推拿师”。

这些年来在推动无障碍上的处处碰壁，也让年近而立的张海彬觉得，自己到了“该从理想主义转变成现实主义的年纪”。

他说，“自己好像开始害怕未知了。”

(文中寒冬、素辛、竹音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