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南湖日报。

不可否认，当前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呈现保护范围扩大、力度加大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常见野生动物获得了法律保护。目前，1700多种“三有动物”进入该名录范围。但这种立法的改变，并非随意的调整，而是文明跃升的结果。

以麻雀为例，它确实曾被错划“四害”，但与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生态隐患。麻雀被“正名”后，进入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之列，就是考虑到了麻雀数量减少甚至绝迹，加大了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威胁，也是为拯救其他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因为被当作麻雀贩运、销售的很多雀形目鸟类中，不乏珍稀濒危物种。

当然，加强对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并不代表排斥合理利用。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规定经程序审批，允许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文物保护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留出了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必要通道”。由此看来，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并未走向“泛犯罪化”的一端。

近年来，从掏鸟窝获刑，到捉麻雀法办，频密曝光的“怪象”，抱残守缺的“鸣冤”，在碰撞冲突中暴露了社会文明的软肋。在推进专门立法的同时，强化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理念和文明意识，显然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欧阳晨雨（学者）

编辑：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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